新女性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新女性又名：New Women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35

简介：韦明（阮玲玉饰）是一名音乐教师，平日里，她喜欢作曲和写小说。王博士是韦明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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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03-03

新女性影评：导演说（转）

《新女性》的故事取材于一桩真实事件：1934年，一位名叫艾霞的才华出众的青年电影演员、作家，因不堪忍受来自社会的重压，尤其是新闻界的肆意迫害自杀身亡。扮演女主角的阮玲玉与她扮演的角色有着相同的命运，这位才貌双全风华正茂的女明星，出于跟现实中的艾霞或影片中的主人公几乎相同的原因，在影片上映后不久服毒自杀，再次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新女性”的悲剧。
电影是现实的影子，《新女性》讲述的故事源自真实事件，影片中的悲剧又在现实生活中重演。影片完成后遭到某些新闻机构（比如记者公会）的抗议和攻击，以拒登影片的广告相威胁，终于迫使联华公司公开道歉并修改删除了一些镜头。这恰恰反映出影片触到了新闻界的痛处，反而增强了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力度。
拍摄于无声电影末期的《新女性》，无论是从哪方面看都堪称中国无声电影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作为现代信息载体，它记载着中国现代史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以“新女性”为旗帜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丰富信息；作为电影文化遗产，它是默片时期中国优秀电影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一切新的事物都以旧的事物为参照，新女性乃相对于旧女性而言。19世纪以前的中国女性，虽然偶有例外，总的来说一直扮演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角色，她们基本上是男性的附属物，家庭是她们的活动中心。“三从四德”是对中国旧女性命运的高度概括。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等观念传入中国，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女性逐渐觉醒。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著称的“五四”运动，成为检阅此前一切启蒙与觉醒成就的盛大仪式，成为中华女性彻底摆脱小金莲大牌坊蜕变为新女性的分水岭。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大游行的当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就勇敢地冲出校门，通向新华门前，要求与被捕男生一起坐牢。此后，全国各地赴京请愿队伍中都有女性代表参加。以青年女学生为代表的先驱们，既为这一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的伟大运动增添了生力军，又为女性解放打响了“取得平权的第一声”。妇女们开始联合起来，自觉投身于改变民族命运和自身命运的斗争中去。正如当时的青年诗人郭沫若在长诗《女神》中高唱的那样：“女娲们从生命的音波里听到了预兆，要去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新女性，最直观的特点莫过于她们的外观形象和着装：齐耳短发，过膝短裙，自然大脚，以至露臂开衩、曲线毕现的旗袍。摆脱了过去的繁琐和沉重，展现出轻松的高洁和明快，美丽的肌肤和天赐的女性曲线活灵活现。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惊世之作《娜拉》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女性，中国的娜拉们乘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争先恐后地冲出家庭的高墙大院，要求意志独立和个性自由。中国新文学第一人陈衡哲女士为新女性的这一要求呐喊助威：“这一代女性要像滔滔的扬子江一样，由自己给自己造命。”
走出家庭只是造命的开始，着装革命不过是造命的外在表现。接受了新思想的娜拉们还决心与三千年来奉若神明的父母之命分庭抗礼，决心与等到洞房花烛夜才认识自己夫君的那一幕历史告别，决心亲自实践那全新的带有异国情调的仲春之会，这就是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冲出家庭的高墙大院，投身于社会生活的洪流，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是20世纪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初期阶段。
这些事件在《新女性》中均有所体现，但只是作为回叙镜头穿插在叙事主线中，影片的叙事重点放在了比上述事件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也就是“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被推到妇女解放运动前景的、从根本上决定女性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问题，是就业平等和经济独立。这是影片编导在创作《新女性》时中国的女性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新女性在追求自身解放道路上遇到的巨大障碍，是导致影片主人公走向不可逆转的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早在“五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就已开始关注妇女的就业平等和经济独立问题。他们认为，千百年来妇女之所以丧失独立人格，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上对男人的依附，以及被剥夺了财产权。鲁迅曾把经济独立看作是女子解放的前提，李大钊认为妇女就业是男女平等的基础。由于欧洲列强和民族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机器大生产日益排挤古老的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妇女通过就业取得经济独立的社会条件已经渐渐具备。
20世纪初，上海、广州、江苏等沿海地区是出现第一批产业女工的地方。一些女性还集资创办商店自谋职业，创办贫民习艺所，为女子就业创造条件；有些行业还率先考试录用女职员，并破天荒地与男性职员同工同酬。教师和医生是女子从事的第一批智力职业，银行和商店里不久也出现了女性的身影，甚至演员、作家、翻译、编辑的行列里也都有了女性的参与。无论是《新女性》中的韦明，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艾霞或阮玲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三千年来只能相夫教子的命运终于开启了光明的一角，一条通往真正的自由独立之路在新女性们的脚下延伸。
然而，新女性们争取就业平等和经济独立的道路步履维艰，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贯穿《新女性》的主线就是主人公韦明的就业平等和经济问题，而且随着她的失业，她遇到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这是逼迫她走入绝境的重要原因。虽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早已宣称：“凡人的职业，其中大半，女子可以做”，可是，在一个仍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就业问题根本就不是她们的能力问题，而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的社会观念在作怪。韦明并非没有能力在学校教书，但是学校的人事大权实际上操纵在像王博士这样的男性校董手里。自恃有权有势的他根深蒂固地认为女性就应该听从男人的调遣，应该顺从男人的意志，应该充当男人的玩偶。一旦遇到像韦明这样不服从男人意志的女子，他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对她进行百般刁难和侮辱。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对韦明的悲剧负有直接责任。另外，这位受过西式教育的博士，既没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也没承袭中国的传统文明精髓，而是集中国文化糟粕和西方现代垃圾于一身，这也是一般留学生的通病。
影片编导把一个知识女性被一步步逼向绝境的过程表现得真实自然。主人公曾经背叛自己的家庭追求自主婚姻，结果却遭到失败。她希望实现自食其力的生活，然而，各种恶势力却把她逼到了自杀的绝境：封建恶势力的束缚，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玩弄，文人阔少的肆意侮辱，失业贫病的遭遇，暗娼经纪人的寡廉鲜耻，出版社老板的唯利是图，以及黄色小报的造谣勒索……参与迫害她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封建旧礼教，还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群，这是《新女性》在主题内容上区别于当时同类题材影片的一个重要特点。
影片中塑造的三个女性所代表的三种类型的新女性形象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她们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三种不同的女性典型：“一种是沉浸在奢侈淫靡的恶习中，而无健全的思想和知识。一种是虽具有新的思想而实际上却又是缺乏理智的判断力，致使环境处处阻碍她该走的路，而使她无法自拔。一种是既具有美的体格，复有坚决的意志、判断力，而能决心实行‘干’的。这三种不同形式上的三个女性之中，当然阿英是《新女性》中的现社会的新女性的典型了。这也就是我们所不能否认作者的一种前进思想和一番煞费苦心的启示。”
影片在控诉当时那个罪孽深重的社会、同情主人公的遭遇的同时，还指出了韦明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某种程度上说，韦明的悲剧也是她自己的个性弱点造成的。她既不像王博士的妻子张秀贞那样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却甘愿做男性的玩物，也不像工人出身的知识女性阿英那样在挣扎中与艰苦的环境搏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她不能摆脱彷徨的小资产阶级的哀愁，不能摆脱自我主义的思想，“彷徨、幻想、苦闷，这是在变革时代中，很容易看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通病”；“环境的齿轮是毫无容情地旋转着，把韦明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生碾成悲伤的碎片”。
但是，韦明到底还是一个光明的追逐者，无论拥有金钱和地位的王博士怎样利诱，她都不动心，却暗恋进步青年编辑余海涛，接近奋斗向上的工人阶级知识女性李阿英。关于李阿英这个人物形象，当时的有些评论认为影片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表现不够饱满，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比如一篇评论这样写道：“在《新女性》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她的生身与决定的环境和条件……李阿英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一个理想的人……结果给人的印象是特殊的想象的新女性，而不是真正新女性。”无论如何，李阿英的形象与韦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她不仅否定了韦明的软弱性，还正面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一点为当时更多的影评人所认可。
影片的结局颇为耐人寻味。编导没有让吞服了安眠药的主人公立刻死去，而是表现她被救活了，并亲眼看到报纸对她自杀事件的种种渲染及污蔑，激发了她同恶势力继续抗争的决心。这样的处理方案使影片既有控诉力又不使人觉得消沉，从而使影片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控诉上。但是，主人公最终还是因并发心脏病而死去，表明恶势力终于吞噬了她。编导没有为影片安上一个也许苍白无力的光明的尾巴。从影片的结构和意义这两方面来看，这样的结局都是十分新颖独特的。影片最后，作者让许多女工迎着朝霞、踏着报纸上韦明的死讯前进，更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
《新女性》的编导对叙事的把握是精到而娴熟的。影片的叙事结构简繁得当，仅选取主人公一生中的最后阶段作为叙事重点。影片自韦明在学校教书开始，叙事节奏也较为舒缓。随着她的就业出现危机，独立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她的人格尊严越来越受到伤害，叙事节奏和情绪节奏由缓转急，而且越来越快。穿插在叙事主线中的回叙镜头，既是对主人公往日生活的补充，又使影片的叙事节奏松紧有致。
影片对电影语言的运用颇具匠心，又不露人为痕迹。比如，多画面的运用似信手拈来，那个以车窗作画框的回忆镜头令人难忘。此类手法的运用以及对场面调度的精心设计，省却了过多的镜头切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镜头的完整性和叙事的连续性。象征和隐喻的手法也运用得自如得当，比如那件象征着“不倒的女性”的玩具，隐喻着那位工人出身的知识女性的高大形象的身影。
虽然无声电影使用字幕进行叙事是允许的，但是《新女性》的字幕似乎被压低到了最低限度，对字幕的使用手法也丰富多彩。影片结尾处“我要活下去！”的呼喊从主人公口中迸出，像闪电般充满整个画面，颇有冲破画框之感，而且字幕又不影响观看画面，以致此时我们似乎忘记了是在观看一部无声电影。
至于演员的表演，饰演女主角的阮玲玉在此片中浓缩了她10年艺术生涯中创造的20多部影片的精华。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塑造了这一角色。她在主演《新女性》时也因情感问题受到新闻界的围攻，因而对女主人公的心情有着异常深刻的体验。影片中其他演员的表演也都非常精到，正如当时的一篇评论所说：“我们不能忽视了李阿英这一角色的扮演者殷虚，一种‘力’的显示，令我们想起了有些像《野玫瑰》里的王人美。其余如王乃东的王博士，费柏清的‘阿流’，吴茵的校长，方怜影（我以为特别可取）的邻妪都是可取的。”
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以新女性为题材的影片为数不少，如《粉红色的梦》、《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前程》、《体育皇后》等，足以构成一个“新女性”影片系列，而《新女性》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30年代中国新女性电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义的课题。
行文本可就此打住，但是，为了回应本文开始提到的有关当时新闻界对《新女性》的发难，现照录影评人尘无写作的《关于<新女性>的影片、批评及其他》一文中的“人事问题”一节作为本文的结束：
“《新女性》中表现了某种新闻记者的卑鄙无耻而引起了一个大浪，终于删剪道歉了事。其实，这种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新女性》想严肃地表现出转型期的三种不同的女性的姿态，作者的立意既然在这里，那么他尽可集中力量表现这点。自然我们也认为某些记者们的无耻行动是需要暴露，但一件作品的数量有限，为了力量的集中计，尽可不必多涉几个问题。所以《新女性》中涉及新闻记者这一点，虽则为事中有了他也不妨碍，但不要更能够保障空气的严肃。
“无论哪一种职业中，总有不良分子存在，只要稍有头脑的人，总知道是特殊的。艺术品暴露某种职业中的败类决计不会使人怀疑整个干某种职业的人。假使表现了一个败类，就算侮辱全体，那么以后电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现。因为电影作家绝对不能永远把坏人写作无业的人，就是写作无业的人，不是又侮辱了人类全体吗？火车人员不能写，医生不能写，新闻记者又不能写，叫他们怎样办呢？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无理取闹之人到处即是。他们自然更不能用‘无则加勉有则改之’这种老话来要求他们，但是我们至少希望他们不要失去理性，不要抱着‘觉着臭毛厕所’的封建思想，这样不但是中国电影界之幸，也是新闻界本身之幸。严格地检查自己的队伍罢，把这样的败类暴露和清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