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新女性又名：New Women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35

简介：韦明（阮玲玉饰）是一名音乐教师，平日里，她喜欢作曲和写小说。王博士是韦明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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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11-04

新女性影评：性感身体的解放与规训

但女性性感身体带来的不仅是欣赏与渴求，也有可能是对秩序潜在的颠覆。身体的自由把女性从传统的家庭生活领域带入公共空间，比如舞厅，报纸或者街道。即使是看似最受束缚的妓女也因为游荡在巨大复杂的都市空间而变得不稳定，难以把握。《神女》不仅仅是“真实生动地在银幕上塑造了受欺凌和捍卫自己母亲权利的旧时代经典妇女形象”[①]，更是展现了这位有道德的妓女如何以自我牺牲的姿态被重新规范化合理化，从而被收编入一个新的男性话语体系。正如张英进所说，“从性别的角度看，这部影片所求的目标显然不是女性声音的表达，也不是‘女性自我’的获得，而是一种特定的男性幻想的实现。”[②]片中父亲的缺席使得这位女性为了抚养孩子不得不出卖身体，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进入公众领域，母亲的职业在男权社会的眼里只能成为阻碍，这不仅导致了孩子的受歧视和退学，还间接导致了老校长的离职。妓女的身份必须包裹在慈母的外衣下才能合法化，这也是为什么她最后必须象征性的把孩子交给老校长，以赋予这个知识分子完整的男性职能，并自愿把自己从孩子记忆中抹除，也从男性叙事中抹除。《野草闲花》的丽莲因为其身上艺术的美感和女性气质吸引力黄云与之相爱，但受到男方家庭的阻碍丽莲决定在舞厅与其他人调情侮辱黄云以让他死心，这一场景很好的展现了黄云职业舞女诱惑与性感的一面，黄云因为这种魅力爱上她，但也在舞厅这个典型的公众娱乐场所让黄云感到困惑，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可控性。丽莲最后的失声因此是电影必然的选择——只有让这位有独立事业独立地位的新女性失声，才能让黄云喊出那句“以后就让我做你的声音吧”，让作为艺术家的黄云（艺术家的气质可视作女性气质）重新找回男性声音。对旧的父权制的反对并没有给与新女性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是将其纳入新的男性（如果不是父权）话语体系。如果说以上两部影片是以中国传统道德给以摩登女性性感身体的规训，那么另一些激进的左翼电影则用阶级与民族实现了对她们的收编甚至去性别化。《三个摩登女性》把代表资产阶级虞玉与若英放在代表无产阶级的淑贞的对立面，明确表现了对女性性感欲望的克制，所以若英这位追求个体欲望的感伤女性在电影中只能以自杀这样暴力的方式结束。淑贞最后实现对张榆的改造依靠的不是个人情感，而是政治与阶级觉悟，在影片中通过男女主角互相参观各自世界——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两组平行镜头表现出来。有意思是对于摩登女性的定义 “只有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最后从张榆这名男性之口中说出，实际上是男性急于规训新女性的姿态，“实际上要求摩登女性男性化”。[③]把这个定义中的“女性”二字换作“工人”，“劳动模范”等无性别的词也是完全合适的。左翼电影用阶级与民族等革命性话语隐藏了潜在的男性话语体系，这在《新女性》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实现，因为在这部影片中对新女性的规训与重新定义是由阿英作为工人阶级女性代表完成的。但阿英生理上的女性特征是被层层包裹在其男性特质之下的——朴素干练的发型、服饰，与王博士打斗场面爆发出来的身体的力量等都可体现她的男性特征，而她最后在病床前批判韦明的正是她身上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个人主义，以及女性化的感伤情绪。韦明尽管最后得以醒悟，大喊“我要活”，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仍避免不了被当作拒绝与抛弃的对象，如同那张报纸一样被踏在上班女工的脚下。被启蒙的女性依旧无法言说和掌握自己的身体，性感的身体只能放在男性欲望的目光中被观望，或者被去女性化，收编为新时代男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①] 李少白：《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②] 张英进,苏涛.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商(上)[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18(01):57-63.

[③] [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秦立彦译，江苏人们出版社，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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