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

评分：

6.0 还行

原名：Professione: reporter又名：职业：记者 / 旅客 / The Passenger

分类：剧情 / 惊悚 / 地区：意大利年份：1975

简介：著名英国记者大卫·洛克（Jack Nicholson 饰）奔赴北非，意欲采访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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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03-29

过客影评：导演说

看了这部影片会令人想到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剧作家、获得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皮兰德娄的长篇小说《已故的马蒂亚·帕斯卡尔》，这两部作品极为相像。帕斯卡尔是个乡村图书管理员，父亲留下的遗产被人侵吞，穷困中只好住到岳母家，因无法忍受岳母的歧视而出走，无意中在赌城赢了一大笔钱，于是想回家气气丈母娘。在回家路上读到小报报道，他的家乡水渠中捞起一具尸体，他的妻子指认是他。他想将计就计，假装已死，以开始自由自在的新生活。他开始四处游逛。在罗马，房东女儿对他有好感，但他不能前进一步，因为他是个“活着的死人。”后来，他的钱被偷走一部分，但他不能告发，因为他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只好假装自杀，再度逃走。他仍想报复丈母娘，但他回到家时虽把丈母娘吓个半死，面对的却是，妻子已经嫁人，生了孩子，他只能经常到别人早为他建的那座坟前献上一束鲜花，自己为自己扫墓，墓里埋的却是一具不知是什么人的尸体。
无论是帕斯卡尔还是大卫，他们的经历都可以说是一种异化。异化，从哲学上说是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这部影片和皮兰德娄的小说中，主人公们中途停止生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了一个对立的异己。安东尼奥尼像皮兰德娄一样，是善于表现这种异化的能手，但他又将异化的概念扩大为人的孤立，人游离于生活之外，人与人无法沟通。安东尼奥尼的大部分影片表现的是人的感情危机和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危机，表现了人在机械的、不人道的现代社会中甚至无法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这形成了这位导演看待当代现实的独特的观点。他开始执导影片时，新现实主义已近尾声，因此，他追求的不再是揭示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和矛盾，而是揭示精神世界中的纷繁现象和矛盾，揭示中产阶级的内心世界。他在1950年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爱情故事》，描写的就是感情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从1957年到1964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导演了《叫喊》、《奇遇》、《夜》、《蚀》和《红色沙漠》，后4部影片被称为“感情生活”四部曲。他的后期作品有《放大》、《扎布里斯基角》、《上瓦尔德堡的秘密》和《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等。中后期影片不但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转向了观察外部世界对人的内心的影响，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周围世界的脱离，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人的精神的空虚、生活的茫无目的，大大突出了异化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也使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完全超越了自然主义的束缚，不注重故事的连贯，有时甚至十分抽象，以从危机生存之中捕捉实质，并以反传统的手法来表现，突破了历来所遵循的格式，使意大利电影的形式革新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他的众多影片的总的主题及其表现风格，为我们理解欣赏他的这部影片提供了一把钥匙。人的异化，即主角中途停止生活，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很荒谬的情节，但影片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这种情节的荒谬，而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的荒谬及其对人的强制力。大卫是个现代人，他的工作平平，妻子背叛。生活使他厌倦，他要到非洲采访，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的厌倦可以说已是异化的最后阶段，超过了感情生活四部曲中那些人物的精神状态，他要去寻找生活的真谛，要去寻求理想。但是，一踏上非洲的土地，便一切不顺，当地人不愿回答他的问题，好不容易找到个向导，但当他问到解放阵线的军营之类的问题时，向导警觉起来，一发现风吹草动，向导即逃得无影无踪，吉普车又陷入沙地中，荒漠中的大卫毫无办法。新的生活已为大卫提出了种种难题。大卫发现罗伯逊已死，决心冒充后者时，正像帕斯卡尔读到自己的死讯后从火车跳到车站月台时的心情一样，这一跳使他感到轻松，过去的荒谬生活被他摆脱了，“我解放了，自由了，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但是，事情并非像他想的那样简单。帕斯卡尔是有钱不能用，买房无法登记，只能到处流浪，生活的强制力已经表现出来。而大卫则是，装成另一个人之后，立即被不自觉地卷入到了军火交易之中，成了一个时刻被人操纵的军火中间商。如果说帕斯卡尔面对的强制力还是“原始的”，无非是有钱花不得，流浪而无定居，而大卫面对的强制力就是“现代化的”了，也是更残酷的，随时有可能被抓获，甚至被杀。帕斯卡尔为了不露马脚，只能躲开别人，不敢跟任何人推心置腹地谈心，而且还需处处撒谎，谎言要天衣无缝，因为他需为一个不存在的活人编造一套真实可信的履历。他感到自己“是在受惩罚”，他“没有勇气投入生活，只要一做出决定就感到有好多限制、障碍、阴影和绊脚石”。社会生活的强制力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大卫这里，那些黑人劝他说：“有事时，我们会全力帮助你。”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在大卫同他们联系时却再也没有露面，使他的记事本上只留下一串约会的时间和地点，那位姑娘鼓励他去践约，他却毫无兴趣。黑人不再见他，是担心他的思想倾向，怕因此而暴露自己。复杂的关系造成了这一切，也即是社会生活的复杂造成了这种局面。大卫不仅面前再无人帮助，而且背后还有人在追踪，不能不到处躲藏，甚至无法向那位姑娘说明他在躲避什么，生活已逼迫他走到了绝路。大卫发现，越是以罗伯逊的身份深入进去，就越是发现自己身处局外。当初冒充罗伯逊以便发掘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事实、关系的那种乐趣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的厌倦重新出现，即使见到那个姑娘也未能使他重抱希望和生的乐趣。在帕斯卡尔的钱被偷后，他明知偷者是谁而无法告发，只好假装自杀而逃走，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时他的感受是“我自由了”，而这第二次时的感受则是：“磨盘大的一块石头从我身上搬开了。”磨盘大的石头，这就是他对自由的感受，这就是作家笔下的社会生活，它使人物追求自由的希望成了泡影。已走到绝路的大卫的希望同样也成了泡影。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都只能游离于生活之外，一旦参与生活，就会出现危险，因为他们无法证实自己的实际存在。但是，社会生活却并不因他们游离于外而不对他们的感情和命运施加影响。这就是影片所描写的这个小人物的悲剧：生活对人具有强制力，他要摆脱烦恼，想开始新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被迫遵循无法逃避的铁面无私的生活逻辑。于是，自我和现实、自我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的不可调的矛盾就十分明显地摆在记者和观众面前：人想实现自我，但这是不可能的。
大卫中途死了，这同帕斯卡尔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中途停止生活？他们在人生之旅的中途停下来是为了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生活，他们绞尽脑汁，想要找出答案，想要找出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些事件的联系。因为他们想冲出这个由厌烦、孤独构成的牢笼。但他们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听天由命，一是试图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的冲动，从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出发，即可了解影片的含义。大卫有这种冲动，他之所以冒充罗伯逊就是为了以第三者的身份去看看过去的一切和周围的一切。但他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自己反而成了被追踪者，而他想要了解的各种联系成了模糊不清的一团影像，像是隐藏在毛玻璃之后，似有似无。所有这些事件和联系使人感受到了事物的脉搏，但找不到它们的最后的理性。可以看到，人们在行动，在呼呼，人们在说，在做，但是，掌握不到现实的核心，不知为什么一切会这样进展而非其他结局。结果是，生活的呼吸在逼迫人，而人又没有能力返回来看清社会生活的面貌，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人是孤立的，是局外的，是不幸的。在那位姑娘鼓励大卫再同解放阵线联系时，心灰意冷的大卫回答的是：“你迟早会发现，一切都是虚假的。”这就是他的结论。外部世界的纷繁现象和联系使他只能得出这一结论，同时也对他的感情和内心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他对那位姑娘始终是若即若离。在姑娘向他讲述生活的美好之时，他明明知道，追踪他的仅仅是他的妻子和那个同事，但他的精神已崩溃，他的最后结论已下，他仍然下了最后的决心，等他们见到他时，已是一具连他的妻子也辨认不出的尸体。他成了这纷乱的社会生活的牺牲品，这比帕斯卡尔的结局更悲惨，也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比20世纪初的社会更加荒谬，对人的强制力更加严厉，人的命运更加可悲。正像皮兰德娄一样，安东尼奥尼想揭开假面，观察假面之下的人生。但是，他也和皮兰德娄一样，也难免隐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他在这部影片中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对人的精神和命运的影响罗列出来，但这些只是他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如何解决，这都是他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