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与谎言

一、作为隐喻的职业
验光师，一份让人看得更清楚的职业。对于父母的不完美与过错，霍顿斯并没有沉浸在受伤害的痛苦中，而是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选择今生的父母，让他们来教我们一些事情，这样在来世，我们便会做出正确的选择”。（We choose the parents in this life, that can teach us something. So that when we're going to the next life, we'll get it right. 后半句有点拿不准）。影片自始至终，她都是那个坚强冷静的人，勇敢地见证真相，直面纷至沓来的冲击。看见，也是她职业的使命。

摄影师，一份帮人捕捉幸福瞬间的职业。露出笑脸，对了就这样，保持恩爱，恰到好处——摄影中能做到的事，莫里斯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却未能实现。但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看到，摄影时定格的幸福与亲密，在快门按下后又快速消逝了：四兄弟中的一人随后立刻抬手看表，两手相握的夫妻则甩开手，冷眼瞥对方一眼——摄影与现实边界在迅速消弭。莫里斯的摄影职业与他的个人生活，像两条或平行或交叉的线，要捕捉幸福，生活比摄影要困难得多。

二、文化资本的视角

如果试用布尔迪厄《区分》的文化资本理论，可以发现，在白人母女与非裔混血的女儿霍顿斯的一组关系中，后者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在霍顿斯的寻亲之路上，每次与人相逢都会被问及：她的职业、大学毕业与否、是否驾驶自己的车子。观察一下她在家接电话前的几个场景，黑白主色的现代公寓、闲暇时阅读小说而非娱乐杂志，都从侧面表明她的生活方式不同于生母家。最后一家人齐聚的生日宴上，她一袭洗练的黑裙，头发精致盘起，用餐举止也相当优雅。上述这些，是一个人文化资本的重要因素：硬性的学历，隐形的兴趣爱好、装潢品味、外貌及行为举止。此外，霍顿斯的成长家庭和少女时代都是安宁幸福的，受过良好教育，而这是她的生母辛西娅所不具备的。从她后来的讲述中可知，生母15岁意外怀孕（猜测为性暴力），被送去福利机构诞下她，且没能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相比之下，在其他场合可能成为掣肘的种族因素，在这里并不是决定性的。此处可见199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总结起来，寻亲女孩霍顿斯与生母辛西娅之间的文化资本与自我价值感的不等关系，扭转了寻亲者通常会处于的被动局面，最终赋予了女孩在生母家的存在价值。她，与她追求真实的勇气，因此得到一家人认可与采纳，而这又促使了这一家人之间的不幸的最终化解。

三、性别的视角

片尾，莫里斯揭开了自己和妻子没有孩子的秘密后，隐忍的情绪终于爆发：“我用了大半辈子，想方设法让别人幸福，可我在世上最爱的三个女人，却一直视彼此为仇敌！”。

此处是全剧情感浓度的顶点，想必所有观众都印象深刻。不过，我却由此想到了剧中的性别配置：剧中矛盾的中心，是这三个女人——辛西娅、罗克珊、莫妮卡，而她们的矛盾，或者说不幸的原因，却都离不开男人。

辛西娅，15岁被强迫怀孕、29岁那年与罗克珊父亲分开（由“8岁起罗克珊就不再笑了”推断），生命中男性伴侣的数次伤害导致她多年来陷入自怨自艾的状态。罗克珊，对于母亲辛西娅的抱怨大半和后者生命中的男人有关，而罗克珊自己和男友闹不和也是她恶劣情绪的一大来源。莫妮卡的问题是无法生育，这曾使她与莫里斯的婚姻濒临破裂。不能生育，除了自己的渴望，显然还有丈夫莫里斯的情结，比如他将侄女罗克珊的8岁照放在家中显眼位置，并且追忆她幼时吃药的细节。

原本是男人制造的问题，此处却体现在三个女人身上；莫里斯、罗克珊男友，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形象，通情达理、情绪稳定，仿佛三个女人才是矛盾的症结。如果片中人物只有这些，恐怕它会成为一个偏男权主义视角的作品。但其实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斯图尔特，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解读的可能。

斯图尔特只身登场，身边没有女人，但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妻子被他去澳洲“办大事”前抛弃了，他住在亡母的屋子里，而在母亲生前和她并不亲近。作为一个榨取女性的恶棍形象，斯图尔特是剧中无数不在场的男性的化身，是片中性别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此，女性的哀怨不止于自说自话、歇斯底里，而是有了明确的指向和代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