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们的谈话

很早之前便关注到了《女人们的谈话》，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源。在蔡全嘻嘻因跟上野千鹤子的对话黑红的时候，看这样一部电影更有意义。蔡全嘻嘻视频的问题，最肤浅的是，根本没有做好前期的访谈准备，所问问题缺少深度，将一场本可以带来火花、启发思想的对话办成了一场婚姻咨询。但蔡全嘻嘻背后，如果用结构与能动的角度看，一方面是男权社会的规训（社会时钟、社会压力要求她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做特定的事，并且扮演好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她自己对这一套价值观念的内化，甚至凭她的实力与本事，她还将这套价值观念内化得非常成功。这种内化极有可能出自于低自信带来的认同缺失（或者“讨好型人格”，即力量来源不是根本源于自己，而源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与激励），除了性格禀赋外，原生家庭或许也是导致低自信的原因之一。在内化这套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蔡全嘻嘻也因为自我安慰/反思不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将社会压力转化成了“自我选择”的话语，选择性地建构自己的性格侧面与过往经历。
同时，作为“北大人”，蔡全嘻嘻身上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与责任，而她在视频中展现出的个人主义不仅与女权主义，更与社会对北大人的固有印象不符——北大人可以自由、可以散漫、可以反思、可以批判，但当牵涉到集体、社会、国家这样的问题时，北大人必须承担起责任。作为享受更多社会资源的北大人，这样的道理确实有其合理性。我也认为，北大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虽然这样的责任应该出自对自我力量的确信和爱、正义这样更为普适的价值观念，而不限于某种意识形态，也不因社会压力而选择（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压力也是北大人这种担当得以生成的重要机制）。总而言之，蔡全嘻嘻在性别议题上的不专业、在个人人设包装上的不自洽、在营销“北大人”身份时体现出的个人主义，是使她翻车的三大原因。
《女人们的谈话》同样以“谈话”为主题，但参与谈话的主体、谈话的内容、谈话发生的时空都更为原始，基本可以看作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初步萌芽的过程的还原。在以宗教为主要合理性来源的男权聚落中，女性代代受到无法摆脱的性暴力，她们是信徒，也是性N。在忍无可忍下，她们开启了反抗，却又面对着更严重的选择：冒着无所生计、信仰崩塌的危险离开部落，还是冒着失败流血、更大压迫的风险奋起反抗，抑或是保持原样什么都不做。在女人们的谈话中，激进者有之，保守者有之，不参与对话者有之；年长者有之，年幼者有之；寡妇有之，已婚妇女有之，性成熟的少女有之，女孩有之，充分展现了女性内部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女性间的代际、同辈互助。除此之外，男性在年龄、职业、立场上的差异性也得到了体现。唯一的成年男性支持者的立场来自于他被驱逐的母亲，这样的亲子关系也在之后女性离开时带着孩子吻合。谈话结论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爱，这种爱最明显的是母爱，以及对普适价值的向往与追求；二是和平，女性选择用和平而非流血的方式进行非暴力抗争，在现有的聚落之外重新建立起新的聚落；三是教育，作为传递爱与和平的手段，面对着受到现有秩序压迫的无论性别的每一个人，哪怕一代人不够，子子孙孙总会实现。电影在女性的“出埃及记”中结束，但发人深省的是，女性究竟能否成功出走、建立起一个新的聚落，建立的聚落社会秩序是什么样的、如何运转与维护？在影片之外，女性又是否应该出走、是否能够出走、是否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女性主义已成为热门议题，但是其间仍有大量问题，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能否先探索建立女性主义的社区，为深入的研究、讨论提供更多依据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