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台

本文节选自《明确方向和重点将辽金史研究推向新高度》（作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景爱）

正统观念认为中国的帝统必须保持在汉族手中，强调“华夷之辩”，汉族是最先进的民族，其他少数民族是落后的夷狄，他们没有资格建立政权统治中国。辽金元清属于夷族政权，是僭伪，要把它推翻打倒。就连孙中山也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这种正统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很早就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有深刻论述。吕振羽指出：“过去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是外国人；只有汉语才是中国话，其他民族语言都是外国语言。这种说法不符合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版264页）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辽宋金夏时期虽然同时存在若干政权，不过“他们都自认为是中国的王朝，外国人也把他们看做是中国的王朝。”辽（契丹）与宋之间的公文往来以南北朝相称，中世纪欧洲人称中国为Cathav，俄罗斯人称中国人为KHTAH,都是以“契丹”演变来的。（人民出版社，第5册56页）范文澜指出：“既然我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那么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是中国人；少数民族的历史，不管他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也不论他们纳入汉族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或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都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学习》3卷1期）

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其建立的政权是中国的政权，这本来是很明确的。不过正统观念年深日久，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在辽金研究中常常有意无意的受其影响。

在民国年间，学术界许多人竭力贬低辽金地位。陈汉章《辽史索隐》称：“《辽史》在二十五史中最不理于众口，你为什么研究《辽史》呢？”他的回答是，为别的史“提供解释”。金毓黻撰《宋辽金史》他自己说：“名《宋辽金史》，是遵部（按：教育部）章”，“基于汉族及中华民族的立场，以宋接汉唐，斥辽金为夷狄，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贬低辽金溢于言表，是何等明确。

20世纪5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称辽金是“异族外国”，是“地方割据政权”，用以否定辽金的合法地位。类似的说法现在很少见了，不过有人变换了手法，用别的方法来贬低辽金，否定辽金。今举若干例证来加以说明。

有人认为，明清否定了辽金的正统体系，这与事实不符。明朝确实有人想推翻辽金正统体系。有个名叫柯维骐的没落文人，曾模仿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办法，撰《宋史新编》，将辽金附于宋后。不过这种做法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官方国子监重新刊印包括辽、金二史在内的二十一史，就是对柯维骐之作的有力否定。清代官方编印《四库全书》将柯氏之作列为别史存目，未加收录，也是对柯氏之作的否定。清人批评柯氏“有史才而无史学”，亦表明清代学界认为柯氏水平低下。明朝也同宋朝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宋徽钦二帝被金朝所俘，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为瓦剌所俘，何其相似。柯氏生活在英宗被俘的嘉靖年间，认为这是明朝的奇耻大辱，故撰此书欲推翻辽金正统体系，以发泄心中不满。然而其书未被朝廷理睬，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试图推翻辽朝北、南双轨制，也是贬低辽金的一种手法。辽朝境内有诸多游牧民族，还有汉族、渤海农业民族。为便于管理，因俗而治，采用了北、南双轨制，北面官管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南面官管理汉族和渤海。张博泉将这种办法比喻为“一国两制”，是很有道理的。金朝猛安谋克制与州县制并存，也是模仿辽朝的因俗而治。辽朝的北、南双轨制，已为国内外学界采纳肯定。《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史稿》《中国历史讲稿》等权威著作，都作如是说。不过近年有些论著要么将北、南面官府与北面官中的北、南枢密院相混淆，要么将南面官府的出现推迟到辽世宗（947-950年）以后，是受宋朝影响所致。上述两种说法，都是没有认真读书的结果。

《辽史百官志》记述职官时，是先计北面（卷45~46），再计南面（卷47~48）。“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北、南面官的本义，即指此而言，这是非常明确的。北面官中有北、南枢密院，是以其牙帐（官署）分别在大内（宫帐）的北、南得名。《辽史》特别说明：“初，太祖分迭喇夷离董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辽官制者不可辩。”然而今日有些治辽史的人，对上述提示却故作不见，仍将北、面官中的北、南二院认同为北、南面官，不知其居心若何？

史载，907年阿保机称帝时，已设北宰相、南宰相、夷离董之设，都是北面官。“太祖初有汉儿司，朝知古总知汉儿司事”；“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汉儿司、中书省，都是南面官。《辽史》上述记载清楚的说明，北、南面双轨制，在辽初就已出现。宋朝建立于960年，当辽出现北、南面双轨制时，宋朝尚未出现，有人硬把辽南面官的出现拖到辽世宗以后，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证明辽南面官的出现与宋朝影响有关。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史实，如果不尊重史书，曲解史实，这种研究岂有什么真理可言！

丑化辽金人物，也是贬低辽金历史的一种常见的手法。萧绰（萧太后）、完颜宗弼（金兀术）是历史名人，萧绰辅佐景宗、圣宗治国有方，使辽朝强大起来，战胜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宋权臣王钦若认为是“城下之盟”。澶渊之战，是萧绰策划指挥的结果，她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女政治家、女军事家。宋朝人非常忌恨萧绰，极尽贬低之能事，称她嗜杀，与汉臣韩德让（耶律隆运）私通。贾敬言曾撰文加以驳斥：“宋人所以喜道此无稽之谈者，盖诋丑之也。”今人仍有站在宋朝人立场，将萧绰入韩德让庐帐说成是结婚，将韩德让陪葬乾陵（辽景宗萧绰陵）说成是与萧绰合葬。如果君臣接触议事就是结婚私通，那么，宋仁宗嫡母刘太后寡居之时，与权臣王钦若秘密来往，在王钦若死后刘后有诏：为他塑像，列于茅山仙官（见《历史上的萧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313页），又该作何解释？宗弼（兀术）是金朝名将，宋将郦琼多次与宗弼交锋作战，他称赞宗弼“亲临阵督战……指挥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才。”不过宗弼晚年罢兵言和，宋高宗向金朝上书称：“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金为君，宋为臣，不过宋高宗保住了国君地位，金宋实现了和平，百姓免除了战争之苦，宗弼是有卓越贡献的。宋朝人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称：“兀术临终，以坚守和好之说。”这是对宗弼公正的评说。金中都（今北京）玉虚观建有金兀术祠堂见《元一统志》，说明民间对宗弼相当敬重。张博泉提出宗弼是女真人的民族英雄，岳飞是汉族人的民族英雄，是可取的，有道理的；不过他们都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正如范文澜所言，宋金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上述这些例证，反映出今日有些人仍站在宋朝人的立场上为宋朝人讲话。这种观点是有害的，因为它不利于现在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缺乏社会责任感。虽然这些说法不为辽金史学者采纳接受，却在一般民众中有一定影响。南方有家汉网，自称是汉族门户网，主张重铸汉魂、兴汉强国、辩华夷，大力宣传兴汉思想、华夏复兴之理论，让兴汉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兴汉理论”指导实践，就是用“兴汉思想”治国，破坏民族团结，其气焰何其嚣张。汉网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危害性十分明显，是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学者不可不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