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

近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终于找到丢失14年的儿子，对收买被拐儿童的买家，也就是孙海洋儿子的“养父母”是否要承担责任，引发了热议。尽管互联网上声音一边倒的要严惩“养父母”（买家）追究法律责任，并谴责孙海洋儿子要留在“养父母”身边的表态，但最终处理的走向却未必顺应舆论。

我国现行刑法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只要买家没有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就可以从轻处罚。事实上，鲜有买家被判实刑，多以缓刑而处之。就算是这样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刑罚，也是2015年刑法修正的结果，之前刑法规定买家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的。

买了被拐卖的孩子，只要不虐待、不阻碍解救，就被判缓刑甚至免除处罚，只要孩子愿意，还可以继续保留收养关系。这样的逻辑是否有些混乱，倘若按此逻辑，买了明知是偷来的汽车，如果被发现后，不阻碍警方缴获赃物，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了吗？而且考虑到买赃以后，买家对这辆汽车呵护保养“视如己出、疼爱有加”，这辆车就仍归买家所有？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就看出实际状况之荒谬了。收买拐卖儿童从立法上定罪量刑就相对较轻，司法判决上又从轻，可谓“轻上加轻”。相较而言，收买野生动物及制品犯罪，起刑点是五年以下，比收买被拐卖儿童起刑点高。在其他国家拐卖儿童的都是重罪，买家也要追究刑责，譬如日本刑法拐卖儿童的起刑点是十年以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起刑点是七年以下。韩国对买家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美国更是把拐卖儿童犯罪等同于绑架罪，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同样视为犯罪。为避免收买拐卖儿童者被免于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示范法》2000年通过《补充议定书》，对接收、招募、运送、转移、窝藏贩运人口者一视同仁，予以同样的刑事定罪。

虽然我国量刑较轻，拐卖儿童案件却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秉承着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宗旨的买家构成了“刚需”，催生了贩卖儿童的庞大市场。仅从法院2019年前公开的司法案例中检索，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判决有1.5万多例（其中拐卖妇女、儿童罪1.4万多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900多例），从这个数据就能粗略看出来，1万4千多起拐卖案件，追究买家刑责的只有区区900多例。有句广为流传的保护野生动物公益宣传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少年儿童而言何尝不是“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　

有观点认为刑法的立法本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被拐卖儿童的人身权益，而对收买人采取特别从宽处罚的措施。”也有人觉得从宽处理买家是因为被拐卖儿童跟养父母（买家）已经建立了感情基础，要避免对孩子的二次伤害。诚然，这些观点从被拐卖儿童个体角度出发，有其合乎情理之处。但是大多情况下情、理、法不可兼得，刑罚的功能不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还要考虑社会效应，更要兼具预防犯罪的作用。不能只考虑案件中个体感受，而放任或宽容犯罪行为。对买家的姑息，有着强烈的负面示范效应，如果收买被拐卖儿童最后都没有入狱服刑，甚至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还能与被拐卖儿童继续保留收养关系，那前文所述的“刚需”们岂不是更加趋之若鹜、无所顾忌了。严刑峻法或许不是阻止犯罪行为的良方妙药，但没有威慑力，刑罚就会变得苍白无力，犯罪人就会更加有恃无恐。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铤而走险，就是因为有市场需求，我国儿童被拐卖人数之庞大，尚无明确数字。除了公开判例中近万起案件以外，在民间打拐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截至2020年底还有21000多名被拐儿童没有被找到。这几万名儿童背后意味着数万个家庭的破碎，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对受害儿童及亲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防范拐卖儿童犯罪，还是要从掐断市场源头做起。当然，仅靠加大刑事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从监护人尽到监护义务，行政机关从严管理户籍登记，司法机关加快侦破速度，再到建立畅通的收养渠道，完善收养制度。整治拐卖犯罪只有全社的共同关注，社会的综合治理，才可以避免人间悲剧的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