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谋杀案

上学期的评论课作业，分享一下。

在纪录片《希区柯克与特吕弗》中，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被称为“用摄影机写作的作者”，这一称号无论是在作者论意义上，还是纯粹从创作层面来讲都十分准确。特吕弗将希区柯克视作电影作者，充分论述了其电影中一以贯之的影像之魅，与达成魅之幻境的技法综合运用，在当时的世界电影格局中独树一帜，将其从一个娱乐片导演的头衔中解放出来。除此之外，电影创作层面的“希区柯克存在”，则更应被格外注视和细致研究。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一种准确的景象与合宜的空间背后皆是功夫。

很多电影创作的初学者在写作电影剧本或拍摄短片时，经常会陷入一种迷思，我自己究竟是剧本文字的转译工，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拍电影的人”？这代表了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相信影像自身的叙述能力？相信影像叙述之本能的创作者，将摄影机看作是自我生产的生花妙笔，人物与情节迸发喷涌，相映成趣；而潜意识中未能意识到电影自身叙述功能的创作者，则全然将剧本文字当成金科玉律，使得影像仅仅停留在一种文字的浅表。

影像自己会说话

希区柯克在《希区柯克特吕弗对话录》中评价《电话谋杀案》时，坦言此片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本片在结构上足够简洁，但文本内部大量的对话戏与单一场景叙事的设置使得这部电影的剧作显得十分机巧。剧本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电影导演对于画面的判断，以往优质电影的导演们正是过于依赖于剧本/原著给定的文字基础，没有作出额外的、针对的影像本身的发挥，才导致最后的电影犹如死水一般，无甚活力。但反观希区柯克的此部电影，即使人物只是在说台词，画面中的诸元素却好似在跃动，共同服务着信息量的高效传达与人物之深化。影像自己会说话，因为剧本被“复活”，文字可以穿越影像，抵达最终的阅听众那里。

在影片开场，女主角玛戈在和丈夫东尼与她的情人马克一起对话时，观众可以明显感受到人物对话节奏的差异，当两位男士在正常寒暄时，玛戈因为自知出轨，内心有愧，所以频频打断对话，想让话题的焦点聚焦在丈夫与自己身上，从而掌控整个对话的主动权，以免造成事态的不可控制。这一演员调度上的安排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首先对应了之前马克想要向玛戈的丈夫坦白他和玛戈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玛戈极力劝阻，在这里便正好是玛戈紧张情绪的外显，强化了观众对于二人婚外情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观众作为全知视角时的“窥视”快感，社会伦理也在其中默默发挥作用。第二点是塑造了玛戈的人物形象，一个心思敏感、脆弱而单纯善良的女性形象被立了起来，单纯当然是美好的品格，但同样也是容易被利用的抓手。因为一两句话就可以唤起紧张的情绪，这一点在她同床共枕许久的丈夫面前，便是事先已然知晓的潜在信息，方便了丈夫日后谋杀计划的实施。第三点则暗示了这个家庭诡异而可悲的氛围，妻子偷情但心地善良，不愿伤害任何一个人；丈夫邪恶、满腹贪婪，却道貌岸然，可以坦然与插足婚姻的第三者谈笑风生。在这部电影中，创作者没有将这种社会上的伦常道德介入电影叙事中，反而专心案件的铺陈与推理，使得人物复杂的情感衬于故事切面之下，在没有模糊叙事重点的同时，用人物的行动节奏来“说话”，这是一种影像的叙述方式。

而第二种影像自身叙述的方式则是配合式的，即画面与人物台词之呼应并发生作用。因为观众对于电影信息量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人物急于释放过多的信息量反而会适得其反，观众往往会迷失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无从辨识那些信息是自己应该接受的（对理解剧情有助益的），所以有些过于信奉“文字之功”的剧本创作者会采用尽量减少每一场戏交代的信息量，并将其平均分摊到每一场中去进行信息的累积，但这在电影的开场部分却尤其致命，影片开场的十场戏中，必须使得主要人物出场，人物形象进行立体塑造，主体事件展露眉梢，那么如上所说的信息量一点点显露，无疑对于观众注意力的集中是致命性的，那么面对这种叙事时的两难窘境时，希区柯克使用了一种轻松而讨巧的方式来灵活化解。

在影片开场部分，费雪先生来到丈夫东尼的家里，东尼向他敞开心扉大讲婚姻秘事，提到自己去美国打球的时候会顺便捧得几个奖杯回来，在这时摄影机非常自如而不露痕迹地悄然运动，对准了壁炉上面的大量奖杯，强化了观众对于东尼本人兴趣爱好的一个直观印象。且大量奖杯的放置在画面布景里也不显突兀和做作，因为整个家庭布景都显拥挤逼仄，充满了不协调的物品充塞，暗示了婚姻关系的混乱和不堪。这虽只是摄影时的一个细节考虑，但是却可以看出希区柯克导演本人对于画面与剧本文字配合协同度的考量之准确，影像自身在人物对话时也在默默发力，不当文字的傀儡。

与之相类似的电影细节也不胜枚举，比如摄影机在拍摄费雪先生捡信之前，摄影机就已经悄然将机位埋藏在了与地面同高的人物脚边，使得观众适应了这个拍摄角度，之后拍摄费雪先生捡信、东尼设计丢信并说出自己诡计这一情节如行云流水，观众无从察觉视角的偏移与变化。但实际上，摄影机永远考虑地要比观众多且早，为了不至于观众发现摄影机的暗示，电影创作者需要提前让观众适应机位，如何让观众既能看到关键物件——信件的滑落与捡起，又能通晓二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样的摄影机机位提前安排无疑是最优解，这其中蕴涵了好莱坞电影制作中“如坠梦中”的观看逻辑，要观众沉溺与愚蠢，自己必先精明考虑。

接下来将通过丈夫的三次“窥视”，论证影像如何“说出”深层意义，抵达人物幽深之谜。希区柯克在纪录片《希区柯克与特吕弗》中自谦自己在处理情节推动和人物塑造时，往往顾此失彼，没有办法很好地顾及人物塑造，由此招致来很多电影界的批评声音。但其实希区柯克对于人物乃至人性之塑造都更为潜藏而饱含智慧，《电话谋杀案》中丈夫的三次窥视便可窥得一二。

第一次窥视，丈夫东尼对费雪说道他经常看到玛戈的情夫在房子里煮通心粉，在东尼讲述这一次的窥视时，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灯在画面的前景，后景里才是二人的背影微虚，这个视角无疑提出了一个很吊诡的问题：谁在看？确实没有人物在他们背后窥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观众在看——站在一个窥视的视角去看穿东尼的窥视。在隐藏其中的三重窥视中，东尼看到了自己的欲望和贪婪；观众看到了东尼的狡猾与内在焦虑；观众也看到了自己在观影过程中所透露出的窥私欲——那种原初的、渴望进入别人生活的本真欲望。

丈夫的第二次窥视，如东尼多言是：我坐在酒吧里，事实上计划着要谋杀她，为了抵达杀妻，丈夫陷入了一种怪圈之中，怪圈的外围是对妻子出轨之实的复杂情感，内里则是东尼其身为家庭中的绝对权力中心，因不满妻子的物质财富远远凌驾于自己之上，这种物质权力上的失势无疑让他作为男性的自尊心深受损害，男性焦虑被彻底引爆；第三次窥视则是东尼对费雪坦诚自己整天整晚跟踪对方，为了达到掌握对方秘密从而威胁的目的，这一次的窥视是为了推动叙事的关键信息量补足，解释了前述为何东尼要对费雪透露这么多婚姻生活、为什么偏偏命中他来作案，这是一种物理层面的偷窥。

三次偷窥，让观众的面目映于银幕之上，观众从来都是共犯，因为观看。谁主导观看？摄影机背后的作者悄然应答。

作为悬疑空间设计师的写作

无数知名导演称赞希区柯克的影像之美，有人说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景象都很准确，有人说它的空间运用极为出彩，有人说他的电影语言是既定结构，希区柯克自己说：电影中没有灯光，就没有面孔；他还提出疑问：我是否受制于自己的风格？

希区柯克在创作他那大部分以传递罪恶感为基础的影片时，悬疑空间作为重要场所，前所未有地制造出了巨大吸引力，并使得他的独特空间最终指向一种准确的情感表达，而塑造这样一种空间的各组成部分如摄影呈现、灯光、道具、服装等，皆彼此协调并共同服务于最终的目标——引导观众进入一场有关罪恶的盛大沉沦。在这场沉沦之中，观众的感官被摄影机的控制所影响，自身视角与立场亦沉沦，变得暧昧而不道德。《电话谋杀案》中费雪作案时、警官探案时，观众是否自己代入了犯罪嫌疑人本身，为一句台词的转折、一个眼神的传递，一次忽灭的灯光而震颤惊诧，生怕被发现自己的全部诡计？但当结局时分，观众是否也会在最后的悬念时分，期待漆黑房间里照入一束光线，沉冤得以昭雪，妻子玛戈可以清白示人？观众是否会意识到，自己在电影院中已然被操纵，自己观影的过程在电影中正在上演，而自己究竟是看电影的人，还是被电影所凝视的那个人呢？

这就是希区柯克的悬念空间，一个清晰、缜密而最终必然指向准确的大型迷局。

首先，从最为直观的色彩入局，在这部电影的色彩系统中，红色和灰/黑无疑是在视觉上对比最为强烈的一组颜色，在影片开场丈夫东尼和马克着黑色西装，妻子玛戈着红色礼裙，弥漫其间的性别意味不言自明，也为接下来由两位男性所策划实施，指向红裙之女性的血色凶案作出预示。除此之外，在妻子玛戈受审时的一个超现实主义风格的镜头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玛戈的面孔陷入了以红光为底，阴影感强烈的明暗光线的氛围之中。阴阳脸在光线中流转，有关血色的情节指向陷入了一种凝滞的困局，这恰恰是充满暧昧性的，一方面，这个镜头非常“反常规”，反此部电影中的布景空间惯例，从具写实感的家庭布景转移到一个和写实完全搭不上边、形式感强烈的空间之中，对比感受明显。二是，提供了一种观众心理上的预示，与现实感差异极大的造型效果，使得观众不由开始质疑起此画面的真实性，是虚幻还是真实，凶案是否已经告破？这种暧昧影像所造成的迷惑感传达地十分到位，希区柯克在这里用摄影机写作出来一个模棱两可的情节进路。

其次，布景空间中深度拥塞感的营造看似是一处“影像写作”中的闲笔，实则是导演艺术品味的集大成体现。在《电话谋杀案》的家庭布景中，观众很容易察觉到一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恰恰是拥塞感的来源。首先，我们通过影片开场人物的对话了解到这对夫妻所组成的家庭至少应是中产阶级的，妻子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丈夫东尼也举止得宜，颇具绅士风度，但是整个家庭空间却显狭窄与逼仄，这无论是在剧情意义上，还是实操层面（摄影机机位摆放难度）来讲，都颇令人怀疑。但接着，很快观众便会发觉这种逼仄感的来源，便是无处不在的各式各样的物件，既有东亚风情的桌上塑像、陶瓷台灯，也有西洋感十足的画作与壁炉，酒瓶和奖杯聚落摆放，十分惹眼，很难不注意到随处可见的物件堆叠。当观众看到如此繁多的道具摆放时，首先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是否是剧情需要？确实，陶瓷台灯充当前景，构成偷窥视角叙事，东亚塑像时常入画，伴随东尼的身形阴影构成一种反差的庄严感与背德感，但若剥离这层直接服务于情节的表层来看，一个颓靡而近于崩溃的家庭形象从此浮出水面。

东亚风情的物件似乎暗示了一种资产阶级为了自我标榜的刁钻审美，当为审美需要而不加选择地统统纳入家中，陌生化效果使得人们往往更愿意欣赏那些异域文化的东西，陌生的就是好的，因为不了解对方文化之语境。随意摆放陌生文化的物件，实则暗示出房子主人的虚伪和假正经，堂堂的外表之下，是否只是败絮其中的阴谋充塞？其次，丈夫对于房间内的各个物件如数家珍，珍爱备至，经常拿起照片去进行欣赏，也引导他人围观自己的累累荣誉——满墙的奖杯，身处这种逼仄的环境中，很难不让人感受到弥漫其间的恋物癖倾向。首先是男主人公东尼之恋物癖，什么都不愿舍弃，什么都想拥有——这是第一层，即东尼之贪婪——自己不想染指杀人，于是指使别人动手，借刀杀人，杀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只因想得到妻子的全部财产，这是究极的贪婪；其次，是观影者被引导的恋物癖，观看者被建构为男性主体，渴望看到女性身体之局部——被视作的物品来缓解阉割焦虑，当妻子玛戈被害时张开的手指和被丝袜勒及的脖颈直陈观众面前的时候，（男性）观影者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极大释放与满足。

而除此之外，观众可以发现整个家庭空间之凌乱不堪，这实则与妻子的个性形成一个巧妙的呼应， 妻子注定不是一个勤于收拾家务的“贤妻”形象，妻子想要自己的生活，于是她出轨、想要出门和男人一起看电影，她虽然向往自由但是却因为“丈夫”很容易被劝服并最终安于家中，妻子的这一复杂面向唤起了观众的深刻同情，有道德底线、有情感基础的妻子却最终被道貌岸然而心狠手辣的丈夫所设计，一个混乱的家庭展现出来，观众甚至能看到妻子被拘留时候家中更显杂乱不堪这一细节笔触，更深度操纵了观众对于妻子的移情。

最后，光线的处理作为悬疑影片读解过程中难以绕过的一环，在本片中同样刻画出了深刻的人物性格。文学写作中，作家执钢笔用心理描写处理人心之幽邃；绘画中，画家用画笔将人心之面向诉诸画面的切割与立体感的塑造。在悬疑电影中，希区柯克通过摄影机用阴影——较之绘画中的阴影层次更为丰富的手段，将主角东尼之贪婪直陈观众眼前。东尼在与费雪商量杀妻计划时，阴影多半随行其身，在壁炉与后墙上制造出沉重的一块暗面，而最终的杀人行动实施者费雪却鲜少有阴影出现，希区柯克作为一个严格布控演员行动轨迹与视觉效果设计的导演，必然在这一点上倾注了用意。而与之相似的光线处理还在电影结尾处的手电筒照射锁孔这一细节上有所体现，希区柯克为了增强效果甚至会为一杯牛奶打光，在影片最后解谜的关键时刻，钥匙成为重要道具，其关键作用不言自明，灯光的照射为观众明示了一种焦点，影片到了结尾，正是悬念感膨胀至最大的时刻，最终结局的气球将要涨破，一切有关于悬念的细节都必须被明显提出，让观众百分百接受，从此，手电筒强光中的锁孔，漆黑房间里最后泻进来的那片光，共同构成了整个悬念世界的最终出口。

结语

在这部希区柯克本人并不十分欣赏的电影读解过程中，依然能够通过他缜密复杂的视听迷局中收获颇多电影创作层面的技巧。希区柯克本人的电影并不挑衅观众，却总能带给观众深度沉迷、暧昧投身的奇妙体验，恰恰在于其认同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拥有自身可以叙述的能力。相信影像会说话，所以会放任影像带领观众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视陌生为熟悉，从此观众发现文学也有黯淡时，电影在与文学的又一次正面对决和比较中，拥有了自己的立锥之地。

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一切细节似乎只如探囊取物一般轻巧而灵便，就像在一池平静的水域捞出满篓渔获般轻而易举。但事实并非如此，悬念世界中的每一笔都需苦心经营，导演本人都尚且苦恼电影情节与人物塑造之两难困境，普罗大众之中的平凡创作者又岂能放任自己书写平庸，甘当剧本文字的转译工？希区柯克用摄影机写作，让观众看到更细微处的世界，来到核心人物的心尖冲荡，他的电影世界真正属于人物、属于观众，并最终属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