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的审判

评分：

6.0 还行

原名：Judgment at Nuremberg又名：纽伦堡大审判 / 劫后升平

分类：剧情 / 历史 / 地区：美国年份：1961

简介：讲述二战后在纽伦堡提审德国纳粹计划的法律关系者，三个被告提审的原因是给犹太人施行

查看详情

更新时间:2019-04-16

纽伦堡的审判影评：安提戈涅，别缄默

安提戈涅，别缄默
公元前442年，古希腊著名戏剧作家俄索福克勒斯写就《安提戈涅》。这一著名的悲剧发生在狄浦斯死后，由克瑞翁统治的底比斯。原先的两位王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一位效忠城邦，一位投叛外敌。战争以他们将剑送入对方胸膛结束。克瑞翁厚葬了厄忒俄克勒斯，却以叛国为由不允许任何人将波吕涅刻斯送入冥土。为此，波吕涅刻斯和厄忒俄克勒斯共同的妹妹安提戈涅，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反抗克瑞翁“人的律法”，依照“自然必要的律法”安葬了暴尸荒野的哥哥。她对世俗的、国家机器保障的、实在成文的实定法化身克瑞翁说：
“我敢,因为那和下界神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
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
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
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从此，自然法与实定法彼此纠缠，编织出法哲学的历史长绳上难以斩断的格尔迪奥斯之结：什么才是人心中永恒的圣典？是飘忽不定的自然法，还是严谨翔实的实定法？如果现世的法律以罪恶的黑血写成，我们是否可以、是否应当逃避它而投奔上帝？几个世纪来，关乎它的争论无休无止。而其中最受良心折磨的，莫过于作为法律体系一部分的法官们，他们身负对法律尽忠的义务，即便公正的天平已熔铸成杀人的利剑，罪恶的判决要沾染无辜的鲜血，也无处回避。是什么让守护法律成了协同犯罪，正义骑士扈从独裁分子？他们的困境是每个信仰法律的人困境最极端的体现，他们的挣扎是所有守法公民挣扎的缩影。
本片正是在这样的疑问中敲响法槌。1947年，二战结束2年后，一群纳粹法官在纽伦堡走上被告席，他们被指控在二战中遵从纳粹防止种族污染，剥夺生育权等在当时有效的、但现在被认为邪恶的法律，协同纳粹迫害了异族。公诉人罗森上校激烈地批判他们反人道的罪行，而辩护人鲁尔夫则以“他们只是恰当地适用法律，履行职责”辩解。
如果仅仅把这部影片看做对邪恶法官的清算，德国暴行的揭露，未免太过浅薄。实际上，公诉方与被告，冥冥中继续着千年前安提戈涅和克瑞翁——朴素的自然法感情和冷静的实定法精神的较量。
罗森上校血气方刚，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他的控诉是血泪奏响的悲怆交响乐，你也许听不清曲调，但心扉却被深深震撼——亦如自然法之存于每个良善之人心底，无需文字便被我们知晓。他在法庭上放映集中营惨烈的画面，每个人眼里都含满泪水。然而，法官在庭审外闲聊中说：“我真担心罗森会把一切搞砸。”集中营的惨剧可以激起正义女神的愤怒，却无法让法律之锤落下：和本案（惩罚亵渎正义的法官）无关的证据不会被采纳，他在鲁尔夫辩护时一次又一次的抗议也多成无效。是的，这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带出的礼物，与远古初民一起诞生的神话，在现代法治堡垒前屡屡碰壁——早在公元前6世纪，它就被十二铜表法挡住了去路。定罪唯心，适用不一……自然法缺少太多特质，它无法给人们带来安定性——它允许情绪的宣泄，然而你不知道这洪水何时会倾头浇下淹没自己。生活在自然法下，必然惶惶不可终日。它和罗森一样，军人出身，追求正义，却随时有走入暴力歧途的可能。
由此，实定法出现。与罗森相对，鲁尔夫代表着严密的实定法：法有明文，罪刑法定，实定法不会随意将你以你不可预见的罪名抛入监牢。黑纸白字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如同鲁尔夫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条理得当。实定法给每个人以预见法律行为后果的明确度和安全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文明，总是从自然法过渡到实定法的。正是对实定法的信仰，保证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影片中，鲁尔夫对纳粹前司法部长欧内斯特说：“我很崇拜你。我期望当一个像你一样伟大的法学家。”这里鲁尔夫的期望并不指向纳粹精神，而是对以欧内斯特为首的实证主义法学派表示敬意，他对实定法的拥护，折射的正是二战期间德国法官们对实定法的态度。
然而这一次，实定法却坐在了被告席上。
德国法官们不明白，身为一个法学生，我在看这部影片时，对此也曾感到深深的困惑——对实定法的追崇，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影片末尾，面对鲁尔夫“在政治形势下，他们虽然被判无期监禁，但不出5年就会获得自由”的预言，主审法官说：“你很聪明，很有逻辑，但是，逻辑不是万能的。”
逻辑不是万能的。这就是答案。
严谨有序的逻辑，是自然法的阿克琉斯之踵，实证法的杠杆支点。实证法凭借它一步步撬动了整个人类社会，却不料会绊倒了自己。
在古典自然法学派时代，虽然实定法是主流立法模式，然而源自上帝的自然法依旧在每个人头顶星空中璀璨。到了19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车冲破了修道院的大门，科学，逻辑，理性成了新的三位一体——实定法彻底抛弃了自然法的约束，并妄图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框定自然法。正义不再是上帝的宝藏，在边沁的算术草稿上，它被命名为“苦与乐的总和为正”，一切都在物化，量化，法学家们个个踌躇满志，恨不得用烧杯称称道德的体积。毕竟，谁不喜欢简明扼要的数字报表，详实有力的逻辑推理呢？于是，法律成了一个数学公式，仿佛将事实代入就得到判决结果。
整部影片中，德国人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不知道种族灭绝的结果，德国法官在观看过集中营的惨象后，震惊得不比美国人少。对于法官来说，审理就是审理，是“恰当地适用法律，履行职责”，对于军人来说，打仗就是打仗，是“将敌人消灭。”他们这样反驳责难：“难道侩子手行刑前，还要先调查一下罪人是否冤枉吗？”流程早就明确，分工已经排定，每个人要做的，就是科学地完成任务。
这是最符合逻辑的事了。就像学生使用一个数学公式算出老师留下的作业一样。
哈特曾经将人们对于法律的态度分为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内在观点即内心认可法律，外在观点指将法律看做被迫的义务。可是，这些“不知道”的德国人，他们对法律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们或许痛恨不公的法律，可是他们还是坦然自若地与之合作。他们不需要态度，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知道不重要，态度不存在。，良心自由被多层次分工代替。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却不懂得用心灵叩问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片中德国军官夫人的话了：“德语比英语优美多了，它更忧伤。”一个民族的诗情和这个民族的暴行可以并存，她一边唱着反战的莉莉玛莲，一边将丈夫送上前线。
这个现代的故事可以和安提戈涅类比吗？在安提戈涅的最末，克瑞翁遭受家破人亡的天谴，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而，纽伦堡被审判的却不是支持实定法的克瑞翁，而是一群有良心，有道德的“安提戈涅”，对于邪恶的法律他们也会由衷地厌恶。
只不过，他们缄默着。
缄默着的何止他们呵！《朗读者》里为了防止犹太犯人逃跑宁可把他们活活烧死在教堂里的纳粹女军官汉娜，柏林墙头为了逮捕偷渡西德的青年不惜开枪打死他的守卫。他们不知道将门打开条缝，不知道将枪口下降1厘米，他们拒绝看，拒绝听，他们对着世界唯有缄默，接受命令完成命令，逃避良心的责任。
他们守护法律却协同犯罪，是正义骑士又扈从独裁分子。
一切因为昧着良心的缄默。
正因如此，二战之后，对于实证法的反思开始。实证法学家拉德勃鲁赫提出了著名的拉德勃鲁赫公式：当法律的安定性和正义性相冲突，法律太过不义时，应当牺牲安定性去挽救。哈特则开创了新分析法学派，不再奉行“只做逻辑推理，不提供道德评价”的原则，将“最低限度的道德”引入法律的定义。
安提戈涅“恶法非法”的呼声，终于穿过千年尘埃，重又回响。
法官们终于明白，适用法律，那不是做一道数学题。心中的安提戈涅，不能缄默。
剧中，这个变化由欧内斯特在被告席上主动认罪反思体现。他说：“说不知道，实际是我们不想知道。”
其他的都是借口。说依从法律，实际是安提戈涅不想说话，良心不想负责。
安提戈涅，别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