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

我先聊聊小说里面的写作风格，再来谈电影。

①小说里反复出现两个意象，一个是“离婚协议书”，一个是“马鹿”。护林员从根宝手中收到的离婚协议书成为暴风雪天气的“连缀想象意象”。

小说里这么说的：

“大雪纷纷扬扬，好像老天把我的一纸离婚协议给撕了”“看着蒸汽水珠下滑的窗玻璃也能看到我的离婚协议书像是复印了几万份，撕碎了撒下。”“屋外的雪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看来我的离婚协议不只是复印了几万份，而是复印了几百万份撕碎了撒下来”“打开门，雪仍然像离婚协议书被复印撕碎甩向我的脸”

说明这个暴风雪天气同时也是护林员本人的心理症状，他将自我情绪封闭了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小说，护林员的心理变化，就是它将这种强烈动荡的情绪铺衍到整个山庄之中，而在护林屋里，就是他把自己关在了精神的小屋。

而马鹿则是麦格芬，全文并没有真的出现这个动物，只是护林员在自己小屋门前立了个牌子，上面写道“人会撒谎，马鹿不会”。

是的，马鹿也可以认为是他最终走出了“被迫离婚”带来的精神谵妄的微光。

②既然说到撒谎，并不是陈述就完全是谎言，也不是说日记就一定是真相。

小说里，护林员有一个非常主要且诡异的功能，就是不断写《巡山日记》。是的，在江洋才让的小说里，这位没有名字的护林员，在抓紧一切机会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记下来。

我退回到桌子旁，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巡山日志》往里添字。我迅速地用藏文写：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大块头，一个小个子，都有枪。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旁观者。他们都说对方是盗猎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大块头在说话，显然是说给我听得。

问题就来了，护林员为什么要一直不断地写这个日记呢？记录日记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特别价值吗？我想着就牵涉到一个【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话语权力关系高下了。

在小说里，护林员没有名字，是唯一没有名字的角色，甚至自己的形象是相对模糊的，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是记录者与华生，这个叙述位给护林员一个推理作品天然的【真实性的合法保障】，只有从护林员的眼中和记录中留下来的，才是可以给观众作为真相的考量标准。

所以，在小说里，一个和四个的数量关系是什么呢？

一个 指的是护林员 四个 指的是前后闯入这个小屋的四个外来者

一个指的是明确了身份的存在，而四个指的是不知身份的模样。 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完全没有讲护林员的行动，而是讲护林员的眼中，根宝开始了行动，至于这个行动到底走向怎样的结局。

小说结束了！

那么在电影里又是怎样的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个和四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 指的是 活者 四个 指的是 亡者

电影最后结局只有一个活者，而其他人都是亡者。而且电影给了很多“幻想镜头”，比如7：40这个时间点，开头和结尾都是如此；比如最后风雪漫天时，小屋的大门突然打开，一头被割了鹿茸的麋鹿出现在门口，护林员桑杰（有名字了！）再定睛一看，鹿消失了。

然后，电影最后的字幕也不代表真相——导演应该是玩了一手好叙诡。

观众如果从结尾的字幕倒推电影前面猜身份的剧情，会觉得哪哪都对不上。怎么“小个子警察”有警号却没有名字吗？怎么小说里的“自述警察马春芽”变成了“通缉盗猎分子马春芽”呢？难道一个指的是“未命名”，而四个指的是“有名字”吗？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根宝就是盗猎分子的同伙。如果我们从狼人杀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小狼找不到狼王的故事。

所以电影字幕，我认为有某种可能是另一种被记录的《巡山日志》。而且字幕的停顿时间非常短，几乎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补充信息】。

虽然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更像罗生门，但是罗生门有一个明确的观众接收对象，也就是说其他的讲述者都可以不是真实的，而作为听的那个“僧侣”一定是真实的。此时僧侣和观众是处于同一信息接收位，需要从不同的讲述过程中寻求某种叙述的真相版本。

但是真相并没有以一种超然的视角被解释出来，所以只能够在这些相似却不同的模本之中，去勾勒出最接近真相的细节。

《一个和四个》却并不是拥有一个完成的接收者，而是在不同的人故事讲述过程中交替出现的版本，这些版本也并不保证完全客观的叙事位，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多重叙事套层的情况。

故事一开始，就有“7:40”，有护林员桑杰宿醉未醒的画面；到故事结束，门口突然闯进一只麋鹿，定睛一看，又转瞬而逝。那么无论是桑杰的所见、所听还是所写，都不能够完全在绝对真实的接收位了。这是和小说带有明显的差异性。

桑杰是真正的护林员吗？或者说护林员这个身份是真正可信的吗？他的巡山日志像小学生的笔记一样，左弯右斜，究竟是他创作的小说还是他真正所见的内容呢？

根宝与大个子在林地交谈的时候，这份叙述是绝对真实的吗？如果是，为什么那包东西没有了？如果不是，那么是用来迷惑给谁的呢？要知道根宝与大个子的对话，他们去找到埋在林地下的盗猎者赃物这一串画面，都并不在讲述的回忆中，而是在桑杰的视线之外发生的某种正在进行时。

观众必须要从自己与不同叙述版本之中的跳转，无论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去找到自己心中所勾勒的这个对象，甚至也可以更激进一点，就把它当做是桑杰酒醉醒来之后的一场梦境。

电影里桑杰的文化水平其实并不够高，至少暴露给大个子的过程不高。他不认识每天日历的“宜忌”，每天也在疯狂宿醉，甚至日记里还有很多拼音，这一切似乎也都在指向他并不是这个护林屋的主人（之一）。

所以，观众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个明确的真相，完全可以跟随情绪和画面，放下完全的理性踪迹，在这一份强烈的感性波动中，感受一场隐藏身份的旅途。

于是罗生门再加上暴风雪山庄，由语言所构筑的迷宫和由物理空间构筑的密室，形成了别具特点的藏地电影风格。

此时，一个或许就是观众，而四个则是四份真伪莫辨的故事。

当然，不仅是野外与山庄、护林与盗猎，里面还有相当具有粗粝质感的藏地元素，藏语与普通话交替出现，就是一例。

无论是盗猎者还是警察，都不会说藏语，对整片雪林来说，就是外来者。而长期生活在这片林地的桑杰和根多，用藏语交流毫无压力。

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意味着小村落的聚集地的自治生活模式和作为一个从上而下的社会性规训的管理的冲突。

冲突必然会带来磨合，有时候磨合不一定代表必然的死亡，它们会以别样的姿态继续成长，就如被切割了鹿茸的麋鹿一般。而当外来力量全部被冰雪掩埋之后，一切就都回到了原点。

回到那个风雪交加的孤身一人的林地。

那么这就可能变成了另一种电影，被称为“多重人格密室”的电影作品。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佳作，比如《你好！疯子》和《致命ID》。

桑杰的雪地小屋是他的完整身份人格，不断闯入的陌生人是被分裂的子人格。他所要守护的，并不是林地，而是代表精神守护神的麋鹿。

第一个大个子，是桑杰形成的叙事人格，通过一个神秘故事帮助他转移离婚带来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是“超我”的存在。

根宝是现实人格的投射，他的反复到来，意味着桑杰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哪怕在大个子的注目之下离婚协议书已经被烧了。

已经死掉的同事，是桑杰的过去记忆人格，是他准备抛弃的，和切割掉的“鹿茸和狐皮”。

后面来的小个子，是更加靠近野性的本我存在。

而最后，这些所有人格都消失了，只留下桑杰一个人，他是故事的当事人，也是演员和唯一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