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

1、器物：宝石

宝石本属于地主阶级（The Lord），是富贵与权力的像喻，同时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中，宝石是压迫阶级的符号，王龙家的宝石本来自于地主家的大房子（The Great House）之中，是地主家的财物，是通过剥削农民而得到的财产，王龙就是被剥削者之一，而当这一剥削者的符号因战乱而落入王龙手中的时候，王龙自己变成了剥削者。这是一个被剥削者因机缘巧合反身上位成为剥削者的老套的故事，同时他也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所进行的各种自我批判的逻辑的深刻体现：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但我们不要忘记，这部电影与原著小说本身出自于外国人之手，这本身便可成为一种寓言的寓言。这既是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寻求侵略的合法性而凭空创造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在被坚船利炮攻打之后所产生的对淫威的无条件屈从。

2、信物：①两颗宝石

在这部影片中的夫妻二人的信物就是那两颗宝石。阿兰在被嫁到王龙家是身无分文，可以说几乎是一条“裸命”，被剥削到一无所有，表现了二人爱情的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在那个时代属于上流社会的为显示自己的地位的无病呻吟式的定情信物，而是建基于生存之上的互相的扶持与长相厮守，是所谓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与相濡以沫，两人勤劳与热爱劳动的质朴本性是夫妻二人共同前行的依据。而信物的出现既代表着二人的阶级地位的转变，同时也象征着两人变质了的爱情。

王龙第一次将两枚宝石赠送给妻子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两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两人的爱情本所依靠的基础消逝殆尽，新的基础得以产生：金钱（即所谓信物），从此往后，王龙走上了“奢华堕落”之路。王龙将这一信物索回就是其堕落过程的高潮与极点，而最后其归还信物代表这他对自己的忏悔，以及摒弃荣华富贵之后的向农民阶级的复归。最后阿兰咽气时宝石的滚落掌心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二人的感情在阿兰生命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一次童话般的“返璞归真”。

②桃树

两人的真实的信物想来肯定不会是代表荣华富贵的宝石，而是代表者二人真挚感情的桃树，桃树的成熟代表着王龙在走过了曲折坎坷人生路之后的心智的、思想的成熟，也代表着二人的感情终于在最后达到了一个高度化的共情。

3、人物：阿兰与妓女

这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表述在于其对于女性形象的双重表达。在故事之中，阿兰作为一个出身低下，因饥荒被家人卖到了地主家当奴隶（Slave）的女性，她的出身、相貌与才华自然与青楼妓女无法比拟，但是正是因为她的社会地位，她自身拥有了妓女在青楼中无法得到的特点：她沉默寡言，吃苦耐劳，同时又精于世事，很了解如何在当时的社会之中生存下去。这，对于影片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叙事结构之中，女性是一个被极端边缘化的群体，她们唯一能够被表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形象都是极端狡猾的、靠美色诱惑男人并且经常成为男性为之倾倒并且为之堕落的对象。换句话说，女性本身地位的低下及力量的薄弱导致了其在历史中必然处于被丑化，被暴力的地位。而阿兰的形象却一反“常态”，拥有了现代思想所标榜的独立女性的形象，并且这一形象在电影中有着一个鲜明的对照，那就是妓女的形象。这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表达。但这一表达的代价就是“牺牲”另一名女性，在这一层面上我更认同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中的对情节的处理：即妓女还俗。这并不是批评，因为这是1937年的电影。

4、场景：戏院（妓院）

这是王龙与妓女初次相识的地方，这一符号是财富的象征，王龙在其中的坐立不安，那种格格不入的不适感，凸显了财富以及权力的差距给人带来的压迫感。

5、自然：土地

土地，作为粮食的来源之处，有史以来即是人们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根基之所在，土地是依土而生的中华农耕文明最为鲜明，同时也是最为典型的文明符号，作为农耕文明的主体的农民也因此成为了扎根于土地之上的最亮眼的标志。土地之所以为土地，是因为有农民于其上耕作；农民之所以为农民，是因为有土地供其繁衍生息。二者互相定义，彼此证明。

电影的叙事正是再这层意义上展开的，当王龙离开了其世代耕植土地之时，他便彻底地将自己的阶级认同与农民割裂开来，将自我认同毫无保留地投向了所谓地主阶级（或曰剥削压迫阶级），他和与其从小一起务农的庆的决裂便是这一结论的例证。而在电影最后的高潮之处，王龙将脚踏回土地上，对蝗灾的殊死抵抗使他再度找回了对农民同胞的深刻的阶级认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与庆达成了和解。这一去而复归的叙事模式有力地阐释了何为土地与农民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土地便成为了这段叙事中的不言而喻的视觉符号。

6、思想：集体主义群像

这部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其对农民的阶级感召力的描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在临近结尾的倒数第二个高潮，也就是农民共同出动点火引水灭蝗虫的场景。这一场景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农民的群像，是深藏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集体主义情结，是农民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天灾的顽强力量，而就是在这一场景中，王龙完成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与升华。可能王龙开始号召农民共同抵御蝗灾的初心是保住自己的庄稼，但在这一场“庄稼保卫战”中，他被农民同胞的不计前嫌和团结精神感动，并且在这一场感动之中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完成了自我认同的转向。它精确、具象地通过电影语言生动地描绘出了农民阶级的集体主义情结，褒扬了了中国底层的乡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