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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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一九四二又名：温故1942 / 1942 / 温故一九四二 / Back to 1942

分类：剧情 / 历史 / 战争 / 灾难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2

简介：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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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2-12-01

一九四二影评：流民活着哲学的惨胜

《1942》讲的是流民。

关于流民，我们的意识里常常想到的是农民起义。王学泰提出过游民文化的概念，据说是与潜规则并称当代社会科学两大发现。所谓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简单讲，流民文化是与仕人文化比照的一种，即江湖与庙堂的对比存在，典型例子是梁山之于朝廷，晁盖之于徽宗。

在王学泰的学说中，并没有将游民与流民等同，因为游民其实并没有真正脱离社会秩序（水浒108将为游民一种，但柴进等人的存在恰恰说明与秩序的若即若离），而在《1942》里千里逃荒的人们，却只是对秩序的暂时性的、非自发性的脱离，流民去往陕西的目的并非吉普赛人天生流浪，而只是艰苦的寻找、生存的长征，以流放来换取继续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和生存的权利。尽管以战区法庭的存在标志着秩序在勉强的维持，但同时也被证明是暂时、偶然和侥幸的。因此，流民是暂时的游民、是社会秩序被动性失灵后的结果。

我们姑且称这种临时性脱离的群体行为为流民文化，尽管这都算不上游民文化之所谓江湖，但与游民文化相通的是，他们与仕人文化、仕绅阶层的割裂是同样存在而难以跨越的：李培基作为饥民流民的非直接代言人去为其代议生存权时，在蒋介石面前是如何嗫喏、胆怯，其手下的各大员又是如何置流民生存于不顾、置苦难于涂，争权夺利、徇私舞弊、发国难财，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阶层无论在思维意识上、行动逻辑上都是没有交集的，因此才有观众在荧幕前面对上下割裂时流露的愤怒：民死于途，而官佯不知，政权的顶端与底部是完全不一样的温度，传导热量的管道——我们的仕绅阶层完全未能发挥（或不可能发挥）其作用，最终在大灾难面前，行政系统因信息阻塞、执行不畅导致了政府失灵，酿成了可怕的人类惨剧。

在这其中的一个插曲是，以安神父、白修德为代表的宗教试图在中国式底层社会中发力，安神父以土生土长中国人成为基督教精神化身，来到这个底层社会实现对生存于死亡的直接关照，其信仰不可不谓之虔诚，布道不可不谓之努力，但在日军持续轰炸、死亡大规模交替后，面对现实的无力感直接冲击其固有信仰：饥荒与死亡接管了社会系统之后，确定其所向披靡的征服，来自物质（吃树皮）和精神（做弥撒）上的抵抗都显得乏力、败下阵来，包括在中国底层一直未曾真正存在的宗教。基督教的出现加剧了对饥荒和灾害的描述：在其面前，宗教都已经无能为力。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以宗教的面目出现组织流民并成功的例子很多，典型的就是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他们通过许一个令人觉得可以企及的愿景，配以武装起义的手段和现实可见的利益，宗教就有可能完成对流散社会组织的收编。当然，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胜利——我们熟知的摩西带教众出埃及记不一样，这只是民粹对宗教的利用。大多数情况下，在没有足够组织能力时，信仰对于流民是遥远、是空虚，不足为据的。

因此，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如果说底层中国，尤其是对逃难流民而言还有宗教，那在历经长久生死炙烤后，只有两点最终还会存在：对家庭伦常的坚守和对活下去的信念，前者是家庭宗教，后者是活着宗教。同时，这二者最终还要因为生存空间发生争执，最终前者战胜后者，正如电影所描述的：在生存的希望面前面临新的取舍，老东家卖女、拴柱卖妻之后，家庭宗教在死亡威胁面前也最终彻底沦陷。最后活下来的人（《活着》里的富贵，本片里的老东家），就是坚持”活着宗教“的信徒：在死亡面前开始情愿或不情愿地蜕去伦理、纲常、信仰等等所有皮相，露出求生本身的凌厉：饥荒威胁接管了人类除了生命的所有一切，只剩下活着的唯一目的，活着成为活着哲学的本身。活着就是胜利，尽管这样的胜利和八年抗战一样，都是惨胜。所以，当日本人开仓放粮后，多少人附逆——我们看到的不是汉奸，而恰恰正如冈村宁次所说，他们首先是人。

他们的确是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秉承活着宗教的中国人。千百万年来，没有哪个民族有那么多的机会，用一次次的天灾人祸去验证这个哲学的坚硬和颠扑不破。很多人埋怨冯小刚为什么不去拍《1962》？我觉得既有《1942》，又有《活着》，中国电影对于生存哲学的探究，已经够质够量够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