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几周前在电影院门前路过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海报，其实是有点惊讶的，一直以为阿彼察邦不再拍摄长篇。浑浑噩噩疯狂的几周生活和工作，直到昨晚看到排片是这部电影最后一场放映，连忙买了票。

万万没想到这部电影3/4的对白都是西班牙语，而放映是荷兰语字幕，活活变成了两个小时完全看不懂听不懂的煎熬。

2017年年末的时候出于某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我临时决定去曼谷，那个周末是阿彼察邦的特别活动，有一个展览和对谈。对谈的话题关于鬼神的意象如何在泰国的语境中表现。或许对谈谈了别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个了。阿彼察邦以《布米叔叔的前世今生》为例谈及在泰国的文化中人去世后仍以人的形象陪伴在亲人身边，而在西方文化中，或者绝大多数的西方影视作品中鬼神则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他也谈及他正在准备一部在哥伦比亚的长片。

对谈结束后，我私下问他：“为什么你总是选择在热带地区拍摄你的电影？”

他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思考过也没有意识到，但寒冷似乎无法与我对话。”

阿彼察邦的电影总是像一部谜语，自成它自身的逻辑在层层解读下才能见导演本身的面貌。而这些谜语的逻辑很多是他自身的经验和偏好使然，即使作为一个亚洲人也很难完全剖析他电影背后的真实用意。

在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记忆》就是在5年前他所谈到的正在筹备的长片。当年的对话记忆犹新，我看到了时间的维度对于一个创作者的打磨。在一个未知的地区用一种不熟知的语言拍摄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影片所传达出的某种跨越于文化的交流方式则令我惊讶。

由于语言的阻隔我只能从看得懂的部分来书写。西班牙语对于Jessica来说是一种外语，对于阿彼察邦而言更是。蒂尔达将这种对于非母语的运用中的不确定性表演的非常细腻，在混音室内那种试图寻找贴近词语的尝试，与其英语的切换都指向了声音。那个爆炸落地的声音——何尝又不是一种外语。

语言作为一种习俗，是一种发声规则。当我们不了解一种语言的内在逻辑时，语言则回归为一种声音。汽车鸣笛的声音与记忆中嘈杂的幻听何尝又不是一种对白，我们习惯于将其视为无效的声音——噪音，但或许就如西班牙语的对白于我，我们只是不明白其内在的逻辑而已。至此，导演选择了一种他不熟悉的语言进行创作，我将其视为是一个对于噪音的比喻。

而在影片前方汽车鸣笛时和最后的幻听，我感到一种距离外的乡愁，那种只存在于亚洲街道上的吵杂声音，曼谷街道上24小时的堵车和行走叫卖的声音。而在秩序优先的西方社会结构中（哥伦比亚作为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我们所能听到的更多是有序的声音，例如音乐，而在Jessica走进音乐演奏时，或许对于她也是一种可解读的声音的愁绪。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到三个形象的存在，我作为观者，Jessica和导演本人，三者都某种程度能够通过一种通用的声音以自身的经验和理解将自身置入进这个混乱的时间叙事之中。同时全程保持着作为他者身份的警惕和不安，在异乡寻求一种可被翻译的安慰。

------------------------------------------------------------------------------------这里是一些题外话

五年来世界剧变，从疫情到战争。我从五年前大学刚毕业到现在研究生马上毕业。五年前我连英文都说不太利索，到现在我用英文写着学术论文在各大高校用英文给人教课。我一直说研究生这几年我变得很聪明，我读了个聪明的专业和一帮聪明的欧洲知识分子一起每天用着各种大词儿研究着世界的各种现象，试图找出一个真理出来。

今天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跨度。在欧洲生活的时间里我总是试图寻找一些精确的词语去表达我的意思和背后的概念，而我非常感叹阿彼察邦就这样以四两拨千斤坚持以个人意象去创作，我很好奇他心中的目标观众是谁是什么。

最近不是太平日子，很多有形的无形的暴力在身边四起，很多人因为国籍和出生被谴责，很多人抱怨。我每天收到无数的抱怨，将所有的事情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谴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也迷失在了这种同质化的暴力之中，而将个人的敏感、偏好和本能抛在脑后。这部电影像一根针一样把我拉回2017年年末那个不知所措又小心翼翼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