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戈尔的一生

这部电影的中心句其实是：“I am willing to do anything.”"我愿意做任何事。"

这个反死刑团体的人为了反死刑，自制冤案，因为他们认为为了实现“废除死刑”的目标，自己“愿意做任何事”，但是必须看到，他们这样疯狂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条件就是他俩自认为生活已经走到“绝境”了，自己已经是个loser，生命没价值了，还不如牺牲掉来争取废除死刑呢。

在这个自制冤案发生前，“被害人”本人患有血癌晚期，命不久矣。“凶手”因为被人诬告强奸，被名牌大学辞退，妻离子散，房子也被卖掉了，从大学教授、社会精英跌落到社会底层，为了逃避痛苦他开始酗酒，因酗酒导致被餐厅辞退，生活几近崩塌。这两个人由此判定自己的人生已经不值得继续过下去，或者说与其过下去，还不如牺牲掉，用来换取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即“争取废除死刑”。如果不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贬值到值得牺牲的程度，他们就不会炮制这场冤案。比如“被害人”没有患绝症，“凶手”没有失业，仍然是备受社会尊重的大学教授，家庭圆满，儿子就在身边，他们绝不会做出这样的牺牲选择。

但是，生命真的可以这样贬值吗？一个绝症病人的最后时光，就真的没有价值到可以被牺牲吗？一个人失去“高贵”的工作，只能做没有社会地位的蓝领工作，他的生命就可以被牺牲了？一个人失去了家庭，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生命就不值得过了吗？两名主角做出这种比较和判断，并且毅然决定牺牲，是基于他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判断。但他们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吗？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生命不应该被当成工具，不管是多么卑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