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生活

在《费里尼：甜蜜的生活》里读到关于本片诞生和幕后的精彩故事，其中诸多细节或动人或令人捧腹，更能理解为什么帕索里尼会说费里尼身上的现实主义因素是如此之多，故事都是就地取材，演员和角色交织在一起；也更立体地了解了这部影片和彼时热情洋溢精力无限的电影人们，比如气话也透着一股子幽默的埃及前国王，对威尼托大街爱得深沉以至于行为浮夸抓马的投资人阿马托，对费里尼如父亲般无条件信任和一往情深的老者里佐利，好奇心强烈热心围观片场的罗马民众...

文中提到的当时的流行曲《Mack the Knife》版本众多，个人觉得比较尼诺罗塔的一版：https://music.163.com/song?id=509218060

记得有位影评人说在马斯楚安尼死后再看《甜蜜的生活》，当下的自己也已年迈，感慨片中的马尔切洛似乎更年轻了，自己曾欣赏过他，批判过他，而再看时，却愈发同情和喜爱他。

威尼托大街早就变了模样，片尾提到的3个多小时的原片应该也没机会看到了，就姑且读此文遥想一番吧。

下文节选搬运自《费里尼：甜蜜的生活》，加粗的部分是个人阅读时划的重点，有动人的时刻，有奇异的发现，也有搞笑的片段。

在五十年代，一个与娱乐圈或与文字、与“智力”打交道的人，即使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倡议或行动，也喜欢去往威尼托大街，坐在那里喝咖啡聊天。在罗萨蒂咖啡店里，就经常有诸如塔拉里科、弗拉亚诺、帕蒂、桑德罗·德费奥、帕努齐奥以及一些才华洋溢的人聚会。他们神聊，使用的是刚“出炉”的双关妙语、俏皮话；或“更深入”地探讨一些花边新闻，或对某种文化活动争论不休，等等。他们的这些言论和评论，在十天至多两周后，就会出现在《世界》、《快报》杂志上，于是，全意大利的民众就能品味、领略到这些精英们的高谈阔论和精辟论点了。

在马路对面人行道上的斯特雷加，或再往前走，在多内伊店里，聚集的则是演员们及电影界人士。将近子夜时分，甚至更晚些，刚参加完电影或戏剧首演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调侃，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或断章取义地对某人抨击，或用幽默嘲讽的语言对不在场的某个人甚至自己身边的朋友进行无情的挖苦。但这种挖苦是善意的，当年那些威尼托大街的夜生活者即使多年后在回忆那些往事时，记忆是亲切的，即使是诽谤他人，自己也是天真无辜的。来这里凑热闹的还有一些外地的小明星们；电影城的特技演员也会出现在这里拥抱某个演员；守候在这里的还有演员经纪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期盼着在这种放松的氛围里，同某个著名导演谈点知心话。

战后流行一种说法：在罗马没有真正的夜生活，因为尊重“教皇的意愿”，人们不得在夜晚放纵。确实，当时担任教皇的罗马亲王欧金尼奥·帕切利制定了一些严格的规定，对人们起到了威慑的作用，但也不能就由此武断地得出结论，在亲王威权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1958年10月9日逝世）期以及在这之后人们在威尼托大街掀起的一股狂欢作乐的浪潮——这股浪潮延续了好几年——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在亲王逝世的数月以来，威尼托大街上已经不平静了——社会名流以及上层人士，从这条大街附近的夜总会出来时或要返回坐落在大街附近的“豪华”旅馆、“大饭店”时，经过威尼托大街便习惯地在那里逗留几小时。于是，罗马人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晚上到灯火通明的威尼托大街逛逛；有人是出于好奇，想近距离地目睹社会名流的风采，有人是凑热闹，看摄影记者追逐名人以及名人为避免上镜头而躲避摄影记者的景象。人们去看这条大街上的“赤脚伯爵夫人”，这是指女演员艾娃·嘉德纳，她在1954年在罗马电影城拍摄的好莱坞电影《赤脚伯爵夫人》中担任主演；小明星们无所畏惧，积极配合摄影记者；埃及前国王法鲁克对穷追不舍的记者已感到不耐烦，他气急败坏地回答记者：“要不了几年，世界上只剩下五位君主了：纸牌上的四个大王再加上一个英国女王。“

摄影记者们目睹了威尼托大街上这些自发事件后，蠢蠢欲动，频繁地制造事端。为首之一便是罗马人——塔齐奥·塞基亚罗利，向费里尼通风报信的正是他。他当时“很有名”，一是因为他同演员沃特·基亚拉（《卡比利娅之夜》的男主演）的争吵，再有就是对埃及前国王法鲁克的骚扰：1958年8月14日的夜里，塞基亚罗利用闪光灯不停地拍摄法鲁克而受到后者的追打。记者们使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追逐名人，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从中捞点小钱。通常，威尼托大街的摄影记者们是竞争对手，每个人都会随时向对方敲许勒索，但他们有时也会联手行动：预设好目标后，一个记者偷偷地走向“猎物”进行突袭，用闪光灯猛照，其他的记者便将此不幸者的反应拍摄下来。在威尼托大街上被袭击最多的是阿妮塔·艾克贝里与她的丈夫安东尼奥·斯蒂尔，他们因醉酒、嫉妒、争吵打架的情景经常成为记者们的捕捉对象，这场面后来由费里尼在影片中反映了出来。

渐渐地，费里尼被威尼托大街上的每晚演出所吸引，他好奇地关注着那里发生的一切，脑海里浮现出了影片《莫拉多进城》（这是费里尼拍完《白酋长》后，同其合作者构思的一部新片）的新背景。这时，费里尼茅塞顿开：如果再回到过去的题材，那将是个错误。该是同青春时代告别的时候了，里米尼在远方，父亲的形象消失了，时下这代人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是改变电影题材的时候了，现在要倾尽全力关注身边这些人，反映当下发生的事情。渐渐地，脑海里的一系列的情景演绎为实况的记事，一本发黄的日记成了“开放式的作品”，三位剧作家（费里尼、皮内利、弗拉亚诺）并对此进行探索。皮内利不太赞同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同时他抱怨，一部关于《卡萨诺瓦回忆录》的摄制计划被搁置在了一边。所以，皮内利按照费里尼新构思对《莫拉多进城》的本子修改时并不是信心十足，他很难想象，如何用情节剧的样式来演绎这样的题材，况且这只是导演的一种想法。相反，弗拉亚诺则一反常态，费里尼的这种想法吸引了他，而且那种情景是他亲历过的，十分符合他的意愿，所以他信心百倍。他认为，不要用叙事线索来贯穿情节，每个段落可以独立成章。当弗拉亚诺听费里尼说“我们应该创造一座毕加索式的雕塑，再把它打碎，然后我们想怎么组合就怎么组合”时兴奋无比。

随着作品的进展，三位作家对即将出炉的这样一部影片越来越钟爱。唯一不感兴趣的是制片德劳伦蒂斯。他喜欢老式的《莫拉多》，人物有味儿，是那种典型的意大利喜剧的风格。而现在这部影片似乎是破碎的，充满了未知数，是要冒风险的。9月，三位编剧将他们于三个月内写成的第一稿本子给了德劳伦蒂斯，他读完了并不赞赏，但他也不愿意武断地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费里尼。于是，他将本子送给当时的权威批评家利维、维森蒂尼、基亚里尼。后者也一致赞同制片人的意见，在诸多的问题中，尤为凸显的是，影片中缺乏表现当代社会中的“健康力量”，这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命题。

尤其令劳伦蒂斯恼火的是影片中“斯坦纳家中的屠杀”场景。作为一个善良的那波利人，德蒂斯引用那波利著名剧作家爱德华多的喜剧《费卢梅娜·马图拉诺》结尾时的一句著名台词：“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呀！”以此向导演祈求，对“父亲戕害子女”这一残酷的场面做改动。不仅如此，因为片长太长，制片希望将斯坦纳这个命运悲惨的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干脆删掉。但费里尼坚持，斯坦纳这一人物是《甜蜜的生活》的核心主题之一，如果把他取消了，整部影片的意义就完全变了。

费里尼与制片人的另一个冲突是演员。德劳伦蒂斯计划起用一个庞大的国际明星阵容：莫里斯·舍瓦利耶、芭芭拉·斯特赖桑德、亨里·方达、瓦尔特·皮德若、路易丝·雷乃、西尔瓦娜·曼迦诺等。德劳伦蒂斯认为，让一个意大利演员出演主人公，影片不会卖座，所以，他想说服费里尼起用保罗·纽曼，后者已为扮演这个角色做好了准备；但费里尼对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情有独钟，虽然他刚刚认识他，但对他的印象已挥之不去，随后即同他谈了话，所以，他现在根本不想任何人代替马斯特罗亚尼，不仅如此，费里尼立即将主人公莫拉多改名为“马尔切洛”：演员已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德劳伦蒂斯感到沮丧，感到丢失了脸面，因为他已习惯于别人的服从，但他又不愿意得罪费里尼，对后者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为制片人德劳伦蒂斯投资？大影片公司“蒂塔努斯”（Titanus）只肯投资4亿里拉，但费里尼的宏伟计划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一天，费里尼与老朋友唐佩比诺·阿马托在威尼托大街的“Exselsior”豪华饭店偶然相遇，后者的家和办公室就在该饭店，这位老板听说要在自己的辖区内摄制影片，欣喜若狂、慷慨解囊，连说：投资绝对没有问题。阿马托是战后重建意大利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投资摄制了多部影片。同时阿马托还因为天才地创造了许多新的、超现实主义的电影词汇而在电影界享有声誉。而热衷于电影的亿万富翁安杰洛·里佐利（大出版商）则愿意出资6个亿，他认为这部影片将成为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影片，永垂青史，然而，他要求，影片名就叫《威尼托大街》，而费里尼为影片起名“甜蜜的生活”，并以坚定的语气向他保证，这个片名将会为他带来好运。与此同时，费里尼还接到一个德国人的电话，如果导演能为女演员莉莉·帕尔梅创造一个角色的话，他也愿意出资；意大利北方伦巴第大区以出版商托法内利为首的投资集团也愿意参与影片的摄制，一时间，制片人走马灯似的出现，让人眼花缭乱，连该片的总联络、总组织者克莱门特·弗拉卡西都摸不着头脑。

阿马托坚持片名《威尼托大街》。每次讨论会上，他都在身后律师团队的支持下，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说：如果不用此片名他宁愿喝下墨水再吐出来，也不签合同；还有一次，用牙齿咬碎并咀嚼那张有印花税戳的公文纸；在最后一次决定片名的会议上，他谴责对方要强暴他，于是干脆开始脱裤子…抛开这些夸张的坊间传说，事实上，阿马托是意大利有经验的电影专家之一，对电影业，他总能提出前瞻性的创新构思，亦因此得到里佐利的信任。里佐利，这个亿万富翁的老人，并非真的对这部超现代化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电影如此感兴趣，而是阿马托，以他的机灵劲儿打动了这位老者。所以，在里佐利同费里尼会见后，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里佐利对费里尼几乎是像对待儿子似的，充满了爱，并想把自己的宝贵的人生经验传授给这位“亲爱的艺术家”（见面后，他立即就这样称呼费里尼），并说，如果费里尼努力工作，他可以成为最富有的导演。里佐利将费里尼视为荒诞、怪异的孩子，并认为是弗拉亚诺给费里尼出的坏点子。因为有人对里佐利说了，弗拉亚诺是个精灵鬼，会搞令人捧腹的恶作剧，对费里尼颇有影响。当里佐利读完剧本中斯坦纳先是开枪杀死子女随后自杀的那场戏后他把这归罪于弗拉亚诺。他对费里尼说：“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像你这样如此善良的人，是不会想出来的...”德劳伦蒂斯祈求导演在影片中要有“健康的力量”，而里佐利则恳请费里尼在影片中“给人们一线曙光”。

《甜蜜的生活》的办公室频繁地迁移，这丝毫不影响费里尼的工作，他不断地约人见面，收集照片，同编剧、同他信任的朋友研讨剧本。他同高参秘密会见已经成了他的工作习惯：他把想见的朋友拽到汽车内，深更半夜在罗马郊区兜风，同时进行探讨，直到把问题彻底弄明白才肯罢休。在被邀请的朋友中，就有帕索里尼。帕索里尼与费里尼交往甚密，经常被邀请到电影城，同他一起看样片，交流看法。

1959年3月16日11点35分，《甜蜜的生活》在电影城14号摄影棚正式开机，美工师盖拉尔迪在这里搭建了圣彼得罗大教堂的圆穹。开拍的第一个镜头是阿妮塔·艾克贝里登上圆穹之字形的阶梯的戏，她一袭教士长袍，头戴修士的宽边帽，仪态从容，心情平静，完全没有了拍摄前夜的焦虑。艾克贝里，这位1931年出生于瑞典马尔默市的模特（19岁时曾当选为瑞典小姐），在接受扮演美国女明星西尔维娅一角之前犹豫了很久，她担心，影片会成为对自己上流社会生活和自己婚姻的嘲讽。但现在，她很高兴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而费里尼和马斯特罗亚尼更是对她宠爱有加，亲切地称她为“阿妮托娜”（阿妮塔的昵称）。接下来，在电影城摄影棚里拍摄为西尔维娅在大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一场戏，为此，费里尼召集了记者们——真的记者，在实拍前的瞬间，向记者们即兴提出了问题。女明星在夜总会内外的那场很长的戏是在卡拉卡拉露天剧场搭景拍摄的。随后，在寒冷的深夜时分，阿妮塔和马尔切洛勇敢地跳进少女泉的那个镜头很快上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至此，费里尼的摄制现场本身就成为吸引人的娱乐节目，参观者接踵而至，罗马人都想看摄制组在少女泉的拍摄情景，而美丽的北欧金发女郎的欢乐的夜生活成了节日狂欢的象征，并很快并注定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影像。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场景铭记人心，以至在十五年后，埃托莱·斯科拉在自己的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里，再现了在少女泉边拍摄《甜蜜的生活》的场景：费里尼和马斯特罗亚尼颇为开心地出现在影片里。

马尔切洛带他父亲光顾的夜总会是在罗马近郊蒂沃利的浴场边上搭建的，而浴场外景则被用来作为玛达莱娜别墅的游泳池的夜景。4月25日，玛达莱娜的扮演者阿努克·艾梅登场亮相，这位法国女演员性格内向，而费里尼的法文也说得不好，最初的交流有点尴尬。但很快，“阿努基娜”（阿努克的昵称）就成了费里尼大家庭的一员。当阿努克与马尔切洛在斯基亚维塔拍摄妓女家的夜间外景戏时，许多小青年跑来围观，把她当成了阿妮塔·艾克贝里，但当他们发现见到的却是阿努克·艾梅时，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即使这样，“阿努基娜”也并没有什么不自在。5月，在离罗马42公里的苏特里的巴萨诺拍摄了“古堡贵族”的那场戏。这场戏是在一座壮观美丽的16世纪的建筑物里摄制的，建筑物的主人是唐利维奥·奥代斯卡尔基。拍摄这场戏时，费里尼在熟悉上流社会礼仪和习俗的圭达里诺·圭迪的协助下，将演员召集到这里，他们的表演都很出色。费里尼，犹如在自家一样，潇洒自如地指挥这些真贵族、装扮的贵族、演员和群众演员。拍摄时播放的背景音乐则是德国犹太籍音乐家库尔特·魏尔（1900-1950）的“MACK THE KNIFE”，但由于版权的原因，这段音乐不能保留在影片的音响里（为了避免涉嫌抄袭，罗塔为费里尼准备了一首类似的、略有不同的主题音乐）。

鉴于在威尼托大街实景拍摄受到种种限制，如只能在深更半夜拍摄以及其他许多规定，经过再三地犹豫，制片部门决定在电影城的5号摄影棚搭建这条著名大街的一段。6月6日，在摄影棚举行了威尼托大街落成典礼的鸡尾酒会，里佐利也出席了，但他因为日益增加的拍摄费用而深感焦虑，露出一幅沉重的表情。巴黎咖啡店的人行道跟真的一模一样，只是将原来的台阶改成了平路。费里尼不断地对大家说，电影不是模仿现实，而是创造现实；他还说，他更喜欢电影城的威尼托大街，将它视为真实的。自从某个时期后，费里尼总是这样，什么场景他都喜欢自己搭建（而且，5号摄影棚成了他专用的）。

对于制片主任弗拉卡塞来说，要为费里尼排难解忧并非易事，并且要经常应对费里尼即兴所做出的决定。据说，一天，费里尼快速超越正在行进的摄制组，挡住他们的去路，用手势向他们发出指令：往后退。于是，人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那场“圣母显灵”的戏的外景地，也是颇费周折，经过多处实景勘察后，最终选定了蒂沃利的一处平地，离“夜总会”的那个场景地仅几步之遥。这场戏需要数百名群众演员，在最后几天的拍摄里，还要饱受雨水和消防车的人造水的浸泡之苦。这是令人难忘的罗马之夏，连续好多个夜晚，罗马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前往费里尼的拍摄现场观看实景拍摄。“圣母显灵”这一段落是根据塔齐奥·塞基亚罗里的一篇新闻报道改编摄制的。那是头年，1958年1月，塔齐奥·塞基亚罗里在报上读到一条在泰尔尼发生的一件“圣母显灵”的消息，他便赶往事发地，有两个孩子向他叙说，他们见到了圣母，于是他在现场拍摄了一组照片，后来就成了《甜蜜的生活》中的翻版。

在人们的心目中，《甜蜜的生活》是一部根据威尼托大街及其附近发生的事情的真实电影（film-verità），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以至于现实生活中，当大使旅馆发生火灾以及四个被大火围困的服务员从窗户跳下逃生的新闻见诸报端后，有几家报纸便写道：费里尼要把这件事加进电影中。

事实上，这时的费里尼正在为谁来扮演斯坦纳这一角色而大伤脑筋呢。他在法国演员阿兰·屈尼与意大利演员恩里科·马利亚·萨莱尔诺两人之间徘徊不定。他让两人都拍摄了长长的样片，让他们两人几乎都表演了斯坦纳的整个戏的部分，但最终他也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帕索里尼的意见影响了费里尼：帕索里尼将屈尼比喻为哥特式的大教堂，而美工师盖拉尔迪已经搭建了宏伟的马利亚大教堂，这个场景更适合这位身材魁梧的法国演员屈尼。

那场所谓的“寻欢作乐”的戏，是在电影城拍摄的。人们讨论脱衣舞的规则，讨论会上不时地发出笑声。纳迪娅·格拉伊在这场戏中表演脱衣舞时非常谨慎，在许多关键部位都用“创可贴”贴上了。制片部门每天都向费里尼出示一叠账单，真的也好，假的也罢，这种压力令费里尼身心疲惫，心情不爽。但此时已是8月末期，摄制已进入尾声，仅剩下“寻欢作乐”结束后人们从别墅出来的外景戏以及在海边沙滩上围观从水里拖出来的一条死鲨鱼的那场戏了。盖拉尔迪准备了一条硕大的死鱼，费里尼根本一眼也不想看，因为这使他想起了令他感到不安的1934年的夏天：在里米尼的海边上见到过一条大鲨鱼，那样子令人可怖。这场戏是在离罗马三十多公里的北部奥雷利亚的海边拍摄的。9月初，在直升飞机上拍摄了一组镜头后，影片的全部拍摄就结束了。

对于每个参加《甜蜜的生活》拍摄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独特的美妙的经历：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经常意外地变换地点、人物的轮番演出、场景的不断变幻，这一切深深地铭记在给每个人心中。对于费里尼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长假，这种感觉更因为朱丽叶塔不在身边而加剧（那个时期朱丽叶塔在波兰拍摄电影）。

9月中旬开始了后期的剪辑和配音工作，有上百名演员的声音需要配音，音乐要录制。罗塔很喜欢拍摄期间使用的音乐段落，这种由各种曲调“混搭”的音乐效果令他兴奋无比，但他不得不忍痛割爱，重新创作音乐。

秋季，一个非凡的工作拷贝完成了，它保留了原始的音响和实拍时演员的声音，导演的口令，还不时夹杂着些绘声绘色的咒骂声。这个历时3小时20分钟的工作样片，在电影城的一个小放映厅里连续放映了几周，应邀者均为费里尼的好友和熟人，人人都感到激动万分。首批观看者中，大多数人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那部后来剪辑、混录、配音、配乐的三小时的影片，与这部原始未经加工的相比要逊色得多，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摘译自盖茨的《费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