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

由卓亦谦执导的电影《年少日记》，在中国内地公映后引起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这部影片很好地植根于当下大众文化语境，典型地反映了东亚社会、东亚家庭的原始面貌 ，在荧幕上真实地再现了曾属于观众个人的人生经历，在多重时空和视点交织的叙事中，传达了当代人的普遍情感。家庭对个体的情感稳定、身份认同和社会行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异化”的家庭普遍存在的归属感、认同感的缺失和对价值观塑造的忽视，最终导致了个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以及在情感上不安全和不稳定感。在“异化”的家庭中，无论性别、年龄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被“异化”的痛苦。

自我情绪的缺失

影片聚焦了许多典型的成长中脆弱无依的孩子，其中大多存在自我情绪缺失的现象。郑有杰，一个怎么努力都无法优秀的“笨孩子”；“蛋糕”，被同学霸凌却无力反抗的懦弱的孩子；郑有俊，一个服从于客观标准而压抑情感的孩子。他们的年少被“绩效化”背景下“功利主义”教育思想所绑架，每天的生活就是做不完的习题和没有色彩的分数，对自我情绪的体验和自我情绪的调节已经出现了问题。虽然“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与我们的教育思想相违背，可是在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所以“教育内卷”应运而生。而身处时代洪流下的孩子是不能去决定的，只能被动地服从，因为他们尚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不能也不敢发表意见，否则他们面对的将不止有社会的客观压力，还有父母主观上的情绪伤害。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逐渐就会养成顺从的心理，一个人的情绪不重要，想要什么也不重要，只需要符合统一的评价标准就能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他们正常的自我情绪需求在成长过程中持续性地被侵蚀。长期侵蚀的伴生物便是“无用感”的产生，我们常常听见“老年人”提到自己“无用”了，这是人际、社会关系疏远带来的结果，但是如今“无用感”已经体现在了这些被“功利主义”绑架的孩子身上，当他们的成绩不能为人称道时，即使有着其他优点也可能被视而不见。

身份认同的困境

郑有俊的故事反映了童年家庭悲剧对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他在哥哥还活着时就被迫做着情感切割，哥哥是父亲口中的“垃圾”、课堂上老师责罚的反例和同学们肆意嘲笑的对象。年少的有俊为了避免哥哥的遭遇殃及自身，而选择了疏离他，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兄弟却因为外在的价值判断而不能有过多的情感交流，这无疑是一种对心灵的摧残。在哥哥自杀以后，他不仅背负着自责，还对家庭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虽然他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责任，但这种恐惧导致他在面对即将成为丈夫和父亲的重大责任时选择了逃避。他害怕自己无法摆脱家族悲剧的阴影，担心自己会重蹈父亲的覆辙，成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同时，他也害怕自己的情感再一次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伤害。由于童年的特殊经历，他选择了老师这一职业。比起其他老师，他更专注于关怀孩子的精神健康，可能是独特的家庭经历使得他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希望通过帮助学生处理类似的心理问题，弥补自己内心对于哥哥的愧疚。郑有俊的经历揭示了童年经历对个人未来角色扮演的潜在影响。他的自我怀疑和恐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许多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所共有的感受。这种心理状态不仅影响个人的情感福祉，还可能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在面对“遗书”问题时，郑有俊与其他老师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并未明确表达出来。他在做出选择时，没有意识到他人可能也会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忽视来源于对他人反应的不确定感和对自我价值的长期低估。长期压抑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误区、自我本性的分裂以及理想的幻灭等各种严重后果一直伴随影响这些孩子。

伦理孝道与情感需求间的矛盾

影片中的父亲郑自雄，在卧病在床之时，更多的只是孤寂与冷漠。他已经无力维护过去盛年时不肯放弃的一切，这个时候他开始思念起了离世的儿子郑有杰，他拨弄已经坏掉的录音机，听着过去被自己斥责的儿子弹得不好的曲子。所幸，他还有一个儿子，我们通过影片可以看见郑有俊内心对父亲还有感情，但是长期的父子间思想上的隔离，最终让双方背道而驰。他对待父亲的感情是十分矛盾的，他希望有一个慈爱的父亲进而拥有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但是父亲的冷酷与严厉让他并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取所期待的感情，而自己也就无理由对父亲尽一个做儿子的孝心。但是在公序良俗的影响下，他还是来父亲的病床前看望父亲，只不过每一次都是带着内心复杂的矛盾。这种内心的矛盾是儿子一方面受到社会传统和道德规范的驱使去尽孝，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情感基础而感到心理上的抵触。这一复杂的矛盾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与现代个体情感需求之间的张力。在儒家文化中，父慈子孝被视为理想的家庭关系模式，强调的是长辈的慈爱与晚辈的孝顺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然而，当父亲未能提供预期的慈爱时，儿子感到困惑和挫败，进而难以实现自己对孝道的期望。一个外人看来温馨的中产阶层家庭，在其幸福表面的下隐藏的却是夫妻间、父母和子女间、兄弟姐妹之间看不到的隔阂与疏离。家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对人的影响深远且持久，而像这样的东亚家庭不是个例，被家庭影响所裹挟一生的人也不是少数。

社会对家庭产生影响，家庭的影响传递给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无数个个体又组成社会。很多观众也曾像郑有杰一般在儿时独自面对一切灾难，生活在一个角色失调的家庭，在社会滚滚向前的浪潮下不敢停下脚步，每天独自承担所有的情感。所以与其说是怜悯郑有杰，不如说是怜悯过去年幼的自己。导演通过对故事悲剧性地刻画，将“命运的不可控”，“个人的无助”从银幕中穿透出来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通过塑造“我”与“银幕中的我”的共振，沟通了电影与观众，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观众作为现实中的存在，在目睹“自己过去的悲剧”在银幕中重现时，被激发了渴望阻止悲剧发生的情绪，“悲剧中的对抗”也由此产生，悲剧的价值因此得到显现。观众萌发了改变现实的渴望，他们此刻没有麻木，只有对“不健康的价值观”的反思与愤怒。正是这种情绪的彰显，人们才有了打破“恶性循环”枷锁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