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医生

1.

影片里，Jack Kevorkian之所以会积极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是因为他的母亲。母亲曾跟他描述自己的病痛：“想象一种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牙痛，它发生在你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中。”这句话让我想起这样的画面——病榻上的母亲浑身插满了管线，手背青紫，腹部插着导出腹水的管子。她瘦得脱了相，呼吸面罩比她的脸要大一圈。吊袋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落下，旁边的监护仪滴滴地响着……

此前我对于“安乐死合法化”背后所牵涉的伦理、法律等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思考过，只是单纯觉得：一个人应该有选择用死亡结束痛苦，以体面、有尊严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权利。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不应该只是生命的本身，人一生所追求的不只是“活着”。如果活着意味着绝望的挣扎和忍耐，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放弃这个选项？相比于看到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浑身插满管线，在药物和仪器的维持下“永不言弃”，最终在苦苦挣扎的某个瞬间死去，我宁愿看到她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准备好后离开世界。

如果安乐死合法，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愿意给我的母亲实施安乐死，我会说：“如果她愿意，那么我支持。”我和Jack萌生支持安乐死的想法的原因相似：我们见到了母亲病痛中的样子。那种痛苦、绝望、挣扎的画面沉沉地压在我们的生命里。我认为自己是理解Jack的。作为观影者、故事的阅读者，我不能做到始终站在影片、故事之外，因为它牵动了太多我的真情实感。我很同情Jack。我想，这样一个怀揣仁爱的医生、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开拓者，即便他的支持安乐死的态度有些偏激，但也许值得一个更好的结局。

2.

在我看来，Jack以身试法而最终败诉是导致他最终悲剧结局的直接原因。然而，以他的性格，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最终拥有这样的结局似乎是一种必然。

Jack是一个性格偏执、倔强的人。这一点从他和姐姐Margo争吵、在法庭上咄咄逼人地批驳法官、在狱中绝食19天以示抗议等的情节中可见一斑。这样的性格注定了Jack会成为一个安乐死问题上的激进者：他听不进去律师菲格的忠告，萌生了以身试法、挑战权威的想法。他故意在媒体上公开自己对病人施行积极安乐死的视频，被起诉而来到最高法院。他想要放手一搏：如果他胜诉了，则可以要求立法，让安乐死合法化。

此外，Jack活在一个非常孤独的世界里，是一个自我极其封闭的人，不习惯于分享和交流。Jack他终生未婚，朋友很少，同事们大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病理学家。影片中他的好友与支持者Janet多次鼓励他打开心门，而只有最后，Janet在被实施安乐死之前同他最后一次交谈时，他才打开心扉，告诉她自己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时所体验到的绝望、孤独、无助感。而也正是他的这种自我封闭的性格，他不善于、也不想争取支持者。《时代》杂志的十周年聚会本来是一个绝佳，他本可以去结交参加聚会的各行各业知名人物，还可以通过媒体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想法，呼吁更多人关注安乐死，可最终在面对灯光记者时，他只是选择沉默和躲避。

Jack也是一个自负的人，在菲格律师劝说他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是对的”。他完全用医者的思维去考虑一个法律的问题，企图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赌一场胜利，想要把对于安乐死的交由公众评判。简单来说，他就是以一个法律的门外汉的身份在挑战法律。正所谓“无知者无畏”，Jack在法律面前的表现出的自负恰恰是由于他对于法律的不了解所致。后来，Jack甚至抛弃了和自己观点不合的菲格律师，扬言要自己辩护、按照自己的方式向陪审团陈述。他既然不懂法律，又选择单打独斗，势必会在法庭上将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Jack除去医生这个身份之外，还是一位画家、作家、音乐家。影片中有Jack开办画展的片段，他的画作大多描绘战争、痛苦，很抽象，充满了恐怖、扭曲、怪诞的元素。这种画作风格受到他童年经历的影响。Jack的祖父母死于亚马尼亚大屠杀，他的父母是亚马尼亚难民。父母对于种族屠杀的讲述给少年时期的Jack留下了极为深刻且痛苦的印象。艺术作品是Jack内心对于种族屠杀、战争等印象的投射。可以说，那些作品表达了他对于痛苦、罪恶的印象与感知。这也是Jack为什么在起诉方将安乐死和种族屠杀相提并论时，感到极度痛苦和愤怒的原因——他无法接受他人把他出于好意而提供的医疗服务同这种最恐怖、最邪恶的种族屠杀相联系。Jack因此在法庭上大发雷霆，咆哮着质问对方：“你怎么敢将安乐死和种族屠杀相提并论！你怎么敢！”Jack在最后的庭审上发飙被认为是藐视法庭的表现，这一行为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法官在最后的量刑。

最后庭审可谓是影片最为精彩的部分。先前，起诉方曾以协助自杀指控Jack，但Jack却被判无罪释放。而这一次庭审前，起诉方改变策略，撤销对于Jack协助自杀的指控，而以谋杀罪指控。

为什么庭审前起诉方会改变策略，转而指控Jack谋杀？因为在协助自杀中，这一行为和自杀者以及协助者有关，故而作为自杀者的家属，被视为“知情者”而可以出庭作证。陪审团听到他们的证词，了解到病人有多么痛苦，便会产生恻隐之心，并对Jack的行为产生理解，在最后定罪之时加入情绪化的判断，更有可能认为他无罪。当罪名变为谋杀后，这一行为只和Jack有关，安乐死的病人的家属便不能再作为“知情者”为他作证，法庭上便没有了任何怜悯之情。正如影片中律师菲格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审判。” Jack不懂法，请到的律师也并不出色。如果Jack的辩护律师是菲格，结果也许会很不同。菲格告诉Jack的律师：当法官拒绝被害人家属出庭作证时，他本应该告诉法官，被害人家属亲眼目睹了“谋杀”过程，这样他们就成为了“知情者”，法官就不能拒绝他们出庭作证的请求。但那个律师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白白错失了绝佳的机会。不得不说，这样的指控罪名的转换实在是颇为高明的一招。

这里的改变指控罪名正是一种修辞：面对Jack协助病人自杀这一相同的行为，换一种说法，便能巧妙地利用法律，达到不同的效果。《闻香识女人》的男主角扮演者也是阿尔·帕西诺。所不同的是，在《闻香识女人》中，阿尔·帕西诺所饰演的Frank是修辞的化身，他在最后类似“庭审”的环节以滔滔雄辩为Charles辩护，让他得以免除责罚。而在《死亡医生》之中，他却扮演了一个不懂法律的医生，只有一腔孤勇，在法律的面前不会为自己辩护。

法官对Jack的判词堪称全片的点睛之笔：“你来这里做最后的抗争，可你选错了地方。我们的国家能纳百家之言，因为我们通过文明的、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内部冲突，我们有一套方法和手段，用来声讨违背人心的法律。你可以批判法律，斥责法律，跟媒体诉苦，向民众请愿，但你永远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不能触犯法律，也不能将法律玩弄于鼓掌。这次审判针对的并非那个争议，而是针对你，你藐视并挑战法律的权威和最高法院。审判是针对于你无视法律，无视那个依靠法律力量才得以存在和繁荣的社会。”尽管内心再为Jack感到可惜或不公平，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判罚是合理的。尽管Jack此前推动安乐死的行为备受争议，但这并非他最终被判刑入狱的原因。法律最终惩罚的是他对于法律的轻视。

Jack以为他来到最高法院的意义是把安乐死再度带到公众的视野，想把安乐死这一医学伦理上的问题交由大众来讨论。他以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善的，所以他是对的、正义的，殊不知在这种颇具争议的问题上，法律不是是非对错、正义邪恶的对抗，而是修辞与修辞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Jack的思维和法律的思维产生了“错位”。这种思维上的错位在本质上是Jack作为一个医生所具有医者的思维同法律思维的错位。

3.

在Jack和其他朋友打牌时谈到他打算提供用医疗手段解除病人痛苦的服务。同为医生的朋友认为他的想法很荒谬，对他说：“我是个医生，你想让我被流放吗？医生不应该把死亡的决定权交给病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生或死的权利究竟由谁掌握？

影片中，Jack实施的第一个安乐死病人是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她活在遗忘的恐惧和痛苦之中，所以请求安乐死。但实际上，她仍然有很久的生存时间，也具备一定自理能力。姐姐Margo跟Jack说，她不是符合条件的人选，如果实施安乐死，媒体社会一定对Jack有大量批判的、负面的报道。而Jack说：“但她有这样的权力。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病人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Jack只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在意、关怀他的病人。

像其他支持安乐死的人一样，Jack也认为：个人生命权掌握在个人手中，每个人有处分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个体并没有为了他人而活下去的义务，而是享有死亡的自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发生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纯粹自我损害不能算是不法。根据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处分自己的法益的自由的观念看，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不过，这样的主张将在法律上带来诸多矛盾。“刑法保护个人自己决定权，在刑事案件中，违背被害人的意愿是构成这些犯罪的要素，而生命法益具有特殊性，一旦放弃它那么意味着个体将失去自主决定权在内的一切价值和权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刑法保护自己决定权的宗旨所矛盾。如果法律上承认自由处置生命是个人的权利，那么阻止他人自杀就变成了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此时，自杀者生命权面临不法侵害，那么他可以做出正当防卫，对阻止他自杀的人造成损害而不必负刑事责任；同时，成功阻止他人自杀的人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对于救助自杀者的人十分不利。这样的法律将有悖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弘扬的价值观，即强调珍视生命、不得随意放弃生命，对于自杀行为应给予制止和救助。此外，它使鼓励、教唆他人放弃生命这种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变为“合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如果安乐死一旦被法律所认可，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自杀的合法性，而将这种合法性推广到晚期病人以外的感到痛苦、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群体上时，将给同样怀揣善意的救助自杀者的人带来损害和不公。

法律和医学上思维的差异是导致Jack最终悲剧的最为重要的、最本质的原因。Jack的初衷是善，法律的初衷也是。然而，世界上不仅仅有善与恶的较量，还有善与善的对峙。正如在安乐死问题上，不同角度的善良相互拉扯，带来的是难以调和的矛盾。Jack是否注意到这些法律层面的问题呢？也许他也听到过这样的反对观点。但是，作为一个医生，他把病人的感受看得比任何事都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法律和医学视角下，对“自杀”问题所关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者对于安乐死的争论并非在同一个话语平台展开。

医学的注意力在一个局限这个领域之内，强调关怀病人的感受，强调对于人性尊严、生命价值的充分保障。它最初伴随着人类病痛的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愿望而诞生。“救死扶伤”是减轻痛苦的手段之一，所以，它应该作为医学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医学的目的本身来理解。如果“救死扶伤”成为医学的目的，那么尽管医疗过程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对病人的肉体造成伤害乃至痛苦，有违医学初衷的事就应该被接受。从医学思维来看，安乐死是一种并不常规的达成目的的手段，且它是调和常规手段与违背医学初衷之间矛盾的方法。

而法律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惩恶扬善的判断指标，它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更加宽泛的领域之中，需要考虑在一个特定领域适用的逻辑是否同样适用在社会其他层面，还需要考虑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安乐死合法化尤其道义以及法理上的正当性，但立足于现实时，贸然将安乐死正式合法化蕴含着削弱法律对生命权的绝对保护，甚至为合法谋杀提供法律借口，这都是法律在面对安乐死时的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4.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群众们反对Jack的理由很多是宗教原因，他们认为医生不应该“违抗上帝的旨意”，把生死的决定权交给病人。在此，首先讨论一下疾病、医学的本质，笔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疾病本质上即是一种人体系统的失衡，平衡是相对的，而失衡是绝对的。医学的目的是干预人体失衡的自然过程，让人恢复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医学本身已经是对于自然的对抗和博弈，从宗教角度看即是对于上帝旨意的违抗。治疗是通过“违抗上帝”来实现的，那么既在安乐死问题上认为医生违抗上帝而反对，同时又接受医学就形成了矛盾

如果说在美国，很多人因为宗教原因而对于安乐死表示反对，那么在非宗教国家的中国，人们反对安乐死合法化具体有哪些原因呢？实际上，不论是美国或是中国，在面对安乐死合法化时，除了宗教问题之外，还有很多现实隐患。

首先，安乐死潜在着被极少数道德恶劣者利用，作为逃避履行治疗、关护等义务的借口。安乐死的合法化首先需要很高的社会道德水平、精神文明作为保障。其次，安乐死需要社会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的支持，只有在尽一切救治、医疗、关护之后，仍然无法缓解病人的痛苦、延续生命时，才可以考虑安乐死。美国虽然已经有发达的医疗水平，但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很多人无法担负起高昂的医疗费用。不少美国人会担心：一旦安乐死合法化，这将成为他们唯一担负得起的医疗选择。而在中国，除了少数群体享有公费医疗、拥有医保之外，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无业人员、社会弱势群体则处于半自费或自费状态。如果不考虑这一现实，从个案人道主义出发，通过立法将安乐死合法化，将会推卸国家社会的医疗、救治责任，这实际上是对人生命价值、生命尊严更大的不人道。

因此，在无法保证安乐死不被滥用的情况下，我们面对安乐死的合法化应该保持审慎、理性的态度。

既然安乐死合法化触及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用与安乐死类似的临终关怀来代替安乐死。临终关怀指的是：“临终关怀是对临终患者全方位地实行人道主义的一种服务措施, 是使临终患者在人生的最后历程中同样得到热情的照顾和关怀, 感受人间的温暖, 体现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生存的尊严。” 可以看出，临终关怀和安乐死都在强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不过，尽管类似，临终关怀不能完全解决安乐死试图解决的问题。临终关怀的问题概括来说，一个是贵，一个是少。“临终关怀需要专业知识，减轻痛苦的药物也很昂贵，这使得维持临终医院的成本很高。此外，临终关怀机构大多数在大城市，对于乡镇、农村来说几乎一片空白。”

因此，临终关怀和安乐死到底在法律上如何安排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5.

在安乐死问题上，法律和医学的目标是相似的，二者都想保护个体的生命价值、维护生命尊严，然而二者思维上的不同造就了“善与善的对峙”。了解了这二者思维上的差异，也就可以理解Jack的主张，并且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法律上“不被理解”。

影片中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在Jack第一次给病人实施安乐死时，病人躺在床上，讲起自己家的花匠周四会到他们家种金盏花，灿灿的金盏花将会把她的小屋包围。Jack静静地聆听她讲述这些琐碎的美好，然后轻轻告诉她，现在如果她反悔的话他不会生气，他告诉她自己会尊重她的任何选择。在病人面前，Jack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偏执、孤僻、倔强的怪老头，他一下子变得和蔼、温柔。我觉得这便是一个好的医生所展现的，对于病人深切的爱和尊重。

这部电影的原名翻译过来是《你不了解杰克》。看完电影后，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他，但我想谈谈我所理解的他——

社会对于Jack Kevorkian医生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我看来，我们正需要更多像他一样的“好医生”：像他一样尊重、关爱病人，体察病人的感受，把他们的关切作为自己的关切。

在我国，安乐死目前难以合法化，而作为类似替代的临终关怀也面临诸多问题。当医学无能为力时，“如何尽最大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尊严和价值”是每一个医疗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医疗工作者需要尽己所能用尊重和爱来部分弥补安乐死、临终关怀的不成熟。也就是说，“安乐死合法化”不仅需要社会有很高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需要我们有发达的医疗条件及与之相匹配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对医疗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安乐死，整个社会需要进行持续的、清明而理性的讨论。尽管Jack对安乐死过于激进的态度最终给他招致了惩罚，我们也不应该否定他努力的价值：世界上每一个重大的变革都需要许许多多像他一样富有使命感与反叛精神的、勇敢的人一点点地推动。

期待终有一天，法律与医学在安乐死问题上能够有条件化“善与善的对峙”为“善与善的合力”，解决医学人文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