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巴黎

轶事：1970年，《同流者》在法国巴黎的首映式后，贝托鲁奇毕恭毕敬地向精神导师戈达尔发出邀请，询问其对影片的评价。戈达尔在深夜赴约（想必戴着他从不摘下的、标志性的墨镜），一言不发，递给贝托鲁奇一张纸条后扬长而去。纸条上印有毛的头像，写着：“你要与利己主义与资本主义作斗争！”贝托鲁奇在惊愕与愤怒中将纸条撕得粉碎。

戈达尔去世于今年9月13日。我没有找到他在公共场域对《戏梦巴黎》的评价，不过想必不是什么赞誉。经历了五月风暴的知识分子群体似乎在攻讦与决裂后留下难以弥合的创口。戈达尔指责特吕弗的叛变与畏葸不前（“你曾说电影是一列长长的列车，但究竟是谁坐在里面？又是谁在上级的监视下掌舵？”），而特吕弗则说“他（戈达尔）拍的是另一种电影，我拍的是正常的生活。”阿尔都塞曾经的学生们——雅克·朗西埃和阿兰·巴迪欧激烈地批判老师的保守与临阵脱逃，指责阿尔都塞以其可悲的精英主义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巴黎城区的革命浪潮、瑟缩在巴黎高师的城堡中。然后消费社会摧枯拉朽地到来，嬉皮士运动式微、列侬遇刺、阿连德死在拉莫内达宫、阿尔都塞在谵妄中杀死自己的妻子。戈达尔在特吕弗去世后为他的书信集作序：“我们谁都不肯让步，所以渐行渐远；电影给了我们生活，生活给了我们报复。”过往一切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被不可抗拒地收编进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之中，以至于这种反抗本身也成为资本主义运转体系的例证。

在《戏梦巴黎》中，贝托鲁奇对五月风暴抱持着如此含混而复杂的态度。电影开头是Jimi Hendrix的Third Stone from Sun（伟大的Woodstock 1969），Isabelle一遍遍播放Janis Joplin的唱片（1970年她因吸食海洛因过量身亡），闪回的黑白影像中的特吕弗、戈达尔、雅克·里维特与亨利·朗格卢瓦，鲍勃迪伦的Queen Jane Approximately（1975年的滚雷巡演，艾伦·金斯堡、帕蒂·史密斯与琼·贝兹），以及无处不在的毛的半身像和招贴画。而另一方面，贝托鲁奇不动声色地表现着五月风暴背后的脆弱、天真与其内禀的矛盾，Matthew对越战抱持着犬儒式置身事外的态度，向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投掷燃烧瓶或许也是Theo与Isabelle相互许诺的一项挑战；或许如巴迪欧所说，“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然而一场（至少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由性冲动、appetite for destruction与“重估一切价值”所结构的风暴或许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作为Maoist的阿尔都塞对这场风暴的反感某种意义上或许事出有因，也即贝托鲁奇让Theo一字一句读出的、被翻译为英文的：

“A revolution isn't a gala dinner. It cannot be created like a book, a drawing or a tapestry. It cannot unfold with such elegance, tranquillity and delicacy, or with such sweetness, affability, courtesy, restraint and generosity. A revolution is an uprising, a violent act by which one class overthrows another......”

正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所指出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相类似，反叛作为意识形态同样从我们身上询唤出一个主体。这样的主体（subject）内禀地包含着屈从于（subject to）的含义，而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先有了理念再参与那些行动、而是在行动中习得了这些理念（帕斯卡：你不是先有信仰再跪下去；你只要跪下去了，信仰就随之而来）；然而上述过程却营造出强烈的自由意志的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对每一种阐释敞开，其深度是一种假象，而我们为之感动的就是空洞（void）本身。而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为《悲惨世界》、国际歌或毛最知名的那些语录（例如“我离开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所打动时，我们真正为之感动的只是这种缺乏深度的感动本身而已。

然而对五月风暴（或一切类似运动）的过分指责同样是某种政治刻奇。正如今年刚刚获得诺奖的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所写的：

“...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海洋，阿图瓦布律埃的凶杀案，我们支持一切斗争，阿连德的智利和古巴、越南、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评价各种制度，寻找一些典范。我们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政治阅读，主要的词汇就是‘解放’。”

“...一九六八是世界的第一个年头。”

我坚信2018年9月的某个下午是我人生迄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那是我入学的第一个月，北京的秋天慷慨地赠予连续数天的好天气。在二教做高数课后题时，我听到旁边理五的喧哗声。我透过窗户看见保安与手持标语的学生的对峙，然后学生们挣扎着被拖进教学楼内。几天后我听说有人在百讲广场被辨识出并带走。然后是一次无足轻重的社团改组，推送里新上任的指导老师说：“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说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情。”然后是改组后第一次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注：研读朱熹）。这是遥远的法国巴黎那场五月风暴后的五十周年。

齐泽克引沃尔特·本雅明：

“每一场革命，如果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那它不仅向未来推进，它还拯救了过去所有失败的革命。所有过去革命的冤魂，游荡着的、永不满足的鬼魂，将最终会在新的自由中找到他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