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之女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我有一张空白的往返票，我随时都可以签字兑现”。《砂之女》的结尾，以一种自由完全不容置疑的语调完成了一个男人、一名丈夫、一位大学教授在现代化城市社会中的“消失”。

《砂之女》中的消失并非物理层面上的不再存在，而只是城市现代社会层面上的一个人的不再显现。在消失之前，一个男人作为其社会身份的符号出现，看起就来似乎已经包含了他的存在方式，如果知道了他还是一名丈夫，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时，那么其他的一切，即他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活动，似乎已经完全决定了。这样的说法就好像身为丈夫，缔结了婚约，他就必须要去作一个女人的伴侣，或者身为大学教授，被授予了教职，就一定得去教学一样，不当不行，非去不可。将一名丈夫或一位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男人的某个特殊身份符号，其实等同于在社会的共识中，去贴合“妻子与丈夫、家庭中的丈夫”和“大学中的教授、教学的教授”诸如此类的词汇中的身份。但是，当去关心或预测一个男人的现实身份和实际行为时，一般不会有人会忘记他不负责（作为丈夫）、不履行（作为教师）的可能性，作为符号的一个男人之含有的存在方式 总是 比一个人可以办理的，诸如合同，执照，身份证，转让契约，支票，借条，文凭，暂住证，会员证，工会卡，证明书，账单，临时许可，收入证明，监管证书，甚至家谱……等等不计其数的“凭证”更复杂、更多。

什么时候这种更复杂和更多的可能性，会被当成某种已经发生的事情被这个男人遭遇到了呢？如此本应该只是概率论述的可能突变成了实际的发生，在安部公房的《砂女》的第一句中即给出了这种断裂的突然实现：“八月里的一天，一个男人失踪了......”且在第二段，就对此种变化给出了解释，“当然，如今个把人失踪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一对在书里开篇给出的陡峭悬念与对悬念的解释，前者被敕使河原宏放在了《砂之女》的结尾，相对于所谓文字上存在主义的虚无内核，耸动的结局并不构成任何耸动的转折，而是充分铺垫应运而生理所应当的空虚，不过叙事上的自然，似乎不能给后者，也就是这种“消失”的自然而然以完美的解释，因为男人此刻身处沙坑中的本质已然早就先于任何男人作出的决定本质，人物的含混变得不可避免。因此，男人喃喃自语的自我许诺中“随时可以离开”的可能性就是某种非常接近实在甚至等同于已经发生的现存事物。

此刻的可能性，绝非概率，反倒从一种行为的可能、未来的预测变成了“真实发生”的“事实”，使用这种自我暗示本身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在就真实存在的。

而原著文本和改编电影，前者开篇移植到后者结尾的结构唯一有错或者可能不对的地方，就是上文提到的某种奇特的方式！正是由于男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不被任何人理解，我们便把他的消失当作是对一种奇怪的过程的表达。反过来去理解安部公房给出的突然的“此刻”，只有当被引导去想，未来这个男人必定以某种特别令人诧异的方式完成这句描述，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之时，事情才会真的奇怪起来。毫无疑问，这个男人随着叙事的深入一定可以让人明白他的意图，而另一方面男人存在的意义又取决于他的行动。经验的适配、能够预测未来、甚至理解人的想法可能会告诉观者一种意图通常的结果，所以，大胆地去设想这个男人肯定会去做什么，在所意向的事物与意向活动之间的超强联系在故事构建的规则中去发掘，也即去看日复一日的铲砂与沙坑之内的生活情节究竟怎样呈现出来。

规则的奇特，从男人下到沙坑里到放弃为止，所指为主动逃离或被动留下的纠葛，两者紧密缠绕，也间接指向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探究这一所谓心理本质的旨趣，本应该是确定的，也就是“因为男人走不了，所以他不得不留在沙坑中和女人在一起，成为村中的村民，成为女人的丈夫，成为解决沙漠淡水补给的专家”.........可以说，在沙坑之中的男人是村民、是丈夫、是专家，但必须是在这个每晚都需要铲砂，女人同他一起生存于此，且其他村民定时定点给与补给的情况下才是如此。在这样生活形式下的男人才会是前述的那些身份，所以，不要以为某个逃脱环境和情境相对应的适配、能够、理解的绝对标准都具备了，比如一个男人其实一直有一张可以随时回去的往返票，他似乎就非得回去不可一样。

再看人物被构建出的这种必然的含混，观者或多或少都能认识到，这样一种关于身份意义的一般观念，给人的存在和其起作用的方式笼罩上了一层多么浓重的迷雾，它使清晰的视线和足够审视的距离都变得不可能，由此，任何批判性的视点，至少在敕使河原宏不使用任何“成型”叙事技巧，只凭在视听语言延展情节进行变幻赋予的叙事“奇观”中，都不会达成。

拒绝任何形式的批判不吝为敕使河原宏的一种审慎态度，情节的改变每时每刻都需要这样一种态度的贯穿，但都不如说，在每一个情节的转折上，都需要作一个符合这种态度的决定，这是隐含作者，也即导演的有意外显。不难看出，叙事的含混和人物的含混（作选择）在此渐趋重合。如果故事之存在可以映照其中人之存在，当{砂}的意向被认为受到自然指物关系的束缚，其中之女和男，自然也就受到经验世界的约束，被置于因果律之下，故事弥漫的（自然物-砂）“吞噬”气质，也就和敕使河原宏叙事风格带来的批判悬置产生强烈的张力。

故事现实性的无限延宕或者说敕使河原宏态度的完备看起来都保存了下来，但永远有个但是的问题是，这种“逻辑”自洽中被人忽视的巨大背景，其实是建基于“每一个”这个词自带的，貌似可以指向一切的规范性。但人的选择、人的定义和人的存在，在存在主义之中完全不受自然的束缚，而只受人自由规范的束缚，其根源，也就是那个“人生本无意义”的虚无。

虚无这种“丈量”存在尺度的“尺子”到底有什么效果呢？试想有人可以回答：“所有工具都是用来改变事物的，锤子改变钉子的位置，镰刀改变植物的长度”等等诸如此类的回答......那么，尺子究竟改变了什么呢？对此的回答，就像在问：“这个男人会出现在沙坑之中吗？” 答案的千变万化和无限拓展，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干巴巴的 会或不会，而不会再有第三种情况。

解释终究会终止！所谓 人不得不自由 的存在主义至理，究竟是一种语言误用导致的教条，还是另一种在现今开放化、荒漠化和原子化世界中，不断无情地冲刷着心灵的厚度和生活的意义的所谓“真理”，对于直到上了失踪薄，才被人知晓名字的男人仁木顺平，和觉得良好生活尚存可能的人们，都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知道人的存在是天然就有目的，和相信人的存在是天然就有目的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