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

Taxi Driver，一个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美国故事，越战退伍travis开着车游荡在纽约的街头，无所事事，有钱，看色情电影，追女孩，于是一个两段式的黑色电影——为了一个femme fatale去刺杀总统候选人，为了另一个femme fatale血洗妓院。而这些都没有什么明确的原因。在现代主义的系统下，无聊的人，多余的人，没有原因的爱情和动机模糊的暴力，在越战的精神创伤之后书写的是美国“迷茫的一代”的精神状态。后现代的阐释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发生学机制，被边缘的文化群体对待永恒重复性的工作生活的毁灭性自救，裹挟着情欲、暴力、亚文化与混乱的权力斗争，正如travis面对镜像开枪一样，他的谋杀行为最终是指向他自身的，拒绝叙事的主体被迫追求一种恐怖的死亡，去构建一种逾越的可能，他脚踏着那些诸如莫西干头发的符号，最终成为一种后现代个人英雄的象征，而他拯救的从来不是那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雏妓。

影片借betsy之口一针见血点出travis矛盾的本质“He's a prophet, he's a pusher, partly truth, partly fiction, a walking contradiction.”travis可以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和一的角色。他的普遍性在于，他代表着越战退伍军人、嬉皮士和“跨掉的一代”，是这些群体的缩影；但与此同时，从小到大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使他又有着这些群体所没有的同情心与泛道德主义。因此，崔维斯这个人物的所有抉择都是个体性与普世性的杂糅。他既是一头现代性野兽，又是一个道德家；他愤世嫉俗，遗世独立，却无法忽略身边的道德沦丧；他不愿被世俗裹挟，但却无法放下深根蒂固高傲的道德感。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双重人格在其身上互相倾轧，但始终没有一方能彻底吞噬对方。解脱方式唯有自杀和内部矛盾外化，travis选择了后者。travis不在乎刺杀的具体对象是谁，他只需要一个寄予愤怒、恐惧、懦弱、自我憎恨、痛苦的具体对象。参议员和皮条客都是比他自己更强大的类似于father figure，刺杀他们的意义是等同的。

最后的结局不可谓不讽刺，男主的暴力行径被塑造成人性光辉，对自我的放逐和自我毁灭被誉为崇高之举。影片在中段就已暗示这个戏剧性的结局“你有了工作，你就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你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将对资本的一切反抗吸收、加工、转化，使其成为资本的一部分；个体对社会的一切反抗最终沦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如嬉皮和新浪潮一样最终沦为了流行音乐的垫脚石。这是一种来自宿命的反噬，根源上否定了其作为个体“自我解脱”的可能性，将其放逐在城市规则和阶级固化所构成的世界，只剩霓虹寂寥。